近年来，我提出的“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学术前沿性问题。（注：参见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在我看来，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都是在全球化当中提出来的新问题：第二是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嘛，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它干嘛？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主义当中，走向文化输出。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即“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下面加以分梳辨析。 一 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将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的是一种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是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的是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这里面问题很多，不可轻易放过。 “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就是同样的性质，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本原，亦即“同一”。也就是说，在几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以后，全球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全球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全球只有一种制度那就资本主义是制度。我对这种看法是持置疑态度的。 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本质主义的过程。相反，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在我看来，全球化可分成四个层面加以分说：第一个层面是科技一体化，对高科技对新科技人们基本上是认同的，所以可以全面向西方学习，在这一方面，科技一体化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第二是制度的并轨化，中国是一种窄轨，需要走向一种宽轨而变成可以与国际轨道相通的一种制度，这方面中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在人权在某些制度方面可能还有些保留。这意味着，科技一体化可以几乎是百分之百，制度并轨化则是百分之九十，差异出现了。第三是思想对话化，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的差异却不可抹掉，所以才有了思想对话化。不可能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哲学，而叫世界哲学或通行哲学；最后，是信仰的差异化，或者是信仰的冲突化。当代有两位著名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文明冲突理论，一位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已是耳熟能详。还有一位是现在很走红的思想家齐泽克，齐泽克提出的理论是，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一种文明冲突”，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注：参齐泽克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应该说齐泽克的思想更值得注意。中国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但有一种理论认为，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救中国，因此把中国的道家、佛家、儒家的路都堵死了，只剩下一条基督教之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是要信仰基督耶稣是个人的行为，是个人的默默的向上帝昵近的过程，但是它不能变成一种独断的、惟我独尊的、命令式的，要求放弃其他信仰，只葆有这一信仰。 因而，全球化是一个逐渐的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的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注：参荷尔穆特·施密特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34页。）但问题在于，既然是一个逐渐差异性的过程，世界却并不按国人的想法去发展，甚至很多问题正好跟我们的想法相反。比如，“四大发明”是我们的骄傲，但是现在四大发明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两大发明遭到了国外的置疑。韩国学者提出纸不再是中国的发明，他们提供了一张纸用碳14测验，比蔡伦造纸还要早，如果这个事实确凿的话，问题就很大了。我们提出是蔡伦造纸，其实蔡伦之前已经中国在西汉时期有很多不同的纸，比如灞桥纸等，但是由于我们提出的时间是比较准确的蔡伦造纸，所以韩国人提出新的造纸术时间就使得事情变得棘手。同时，海外有人还提出了活字印刷的问题。活字印刷在很早的时候就遭到了置疑，有一位德国人，认为是德国一位学者在公元1450年发明的。其实，活字印刷是中国的毕升在很早——公元1041年就发明了，如果根据发明成熟期以前的半成熟期的作品时间，可以说活字印刷时间更早。 我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周边发达的国家不跟我们比军事、比政治、比经济，却要跟我们比文化，甚至比古代文化的发明权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日本有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频频做假，把一些伪造的文物埋在地下，然后不断地挖出。他想干什么呢？无非是想证明日本文化其实没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是一种独立的不断发展的文化。我认为，今天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自己可能不太重视文化的时候，而周边国家却非常重视文化，文化问题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必须意识到，中国文化如果不通过一种新的交流渠道，打通世界的多层沟通和多元对话，那就有可能不断地被误读被妖魔化，最后就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被不断瓜分和孤立。 面对全球化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全球化距今可以说是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现代性是从文艺复兴以后从西欧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500年了。那么，中国落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记忆无误的话，我们在很早以前可以说是世界上相当优秀的民族，但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国第一次被外国人打败，公元1894年“甲午海战”时，更被一个小国日本打败。这样一来，大中国的那种巍巍雄风不再见到，西方人从此不再认为中国是“国中之国”，而仅仅是一个大而无当、大却疲弱的边缘国家（远东）。如果西化是五百年，而我们的失败只有160年，那前此340年国人在干什么？那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现代性是阻挠呢还是支持呢？我的看法是，在现代化或者全球化初期时，全球不是“西化”，而是“东化”。（注：参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以下。）就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初期很长时间内，对整个西方文化具有滋养作用，这种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注：参艾（法）田浦著《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这样说，欧洲文明的来源是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成功地使他们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高峰。同时，西方也吸收了很多中国文明的滋养，比如说在我所看到的一些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文化的书中，可以注意到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兹这样的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都做了很多吸收，甚至有一些传教士，把中国渲染得可以说是美仑美奂。（注：参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马可·波罗曾经到中国的杭州，他所看到的景色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到了纽约、东京、巴黎一样，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前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在很多方面对西方是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