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世界迅速兴起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思潮，展开了世纪之交新一轮历史性的文化转向。 世纪末的文化转向 1970年代末，保罗·德·曼曾高兴地说，批评在下一时期的任务将会是：使用“解构”批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德·曼说：“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曾用来分析普鲁斯特的方法，在技巧上作适当修改后，就不能用以分析弥尔顿、但丁或荷尔德林的作品。实际上，这种方法将是未来几年的文学理论的试金石。”（注：见《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21页。）的确，在美国七、八十年代，解构主义长驱直入，许多受德·曼影响的年轻一代批评家作出了许多辉煌成就，但解构主义“灾难性地”缩小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割断了文学与历史、权力、政治、传统的联系。解构主义对文学的阅读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规定繁复严密的阅读方法，使人难以熟练掌握并习惯地加以运用，人们早已对解构主义失去了耐心，解构主义历史地衰落了，新的历史性的转折正在发生。 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美国《新文学史》杂志的主编拉尔夫·科恩了然于胸。《新文学史》是六十年代末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而创办的刊物，几十年来与接受反应理论共进退。面对世纪末文学理论新的变革，科恩邀集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编撰了《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共同描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他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向作了这样的概括：（注：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见中译本《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首先，当代文学理论已不再把文学圈定在自治自律的本文的狭窄圈子里，它一反过去对政治的深恶痛绝，大规模地向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倾斜。其表现为黑人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的呐喊和女权（女性）主义的迅速兴起，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起，对文学理论予以重新界定，使之成为“社会和文化整体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于学术界之中”。他们认为过去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忽略种种成为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读者及作者特征的传统上的差异，也忽略了阶级冲突及剥削的过程。剥夺了黑人和第三世界的文学在文学教育中应有的地位。 其次，当代批评中，解构主义正日益衰落，而解释学阐释则日益兴盛起来。科恩引用希里斯·米勒的话说：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通过其中的一种兴趣的转移，大大地增强了像拉康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福科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回归到新批评派以前的旧式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之上。（注：J·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21～122页。） 米勒描述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福科的门徒们对这种脱离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研究表示轻蔑，并感到无法忍耐。所以当转折发生时，仿佛普天下都发出一大声慰藉性的叹息：“解构批评”的时代完结了。它已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 由此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转化，这就是文学学科与非文学学科的壁垒正被日益打破。原先那种划地为牢局囿于本文语词的封闭圈子中的文学观念，已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今天的文学批评已是交触着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学术史、精神分析乃至其治疗效果的混合体。文学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学科像蛛网一样扩散开来，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correspondence)的源泉、分析的基础。文学理论正日益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诗学。 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中，新的理论派别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赫然诞生，而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等原有的理论思潮也在这一变革中重新得以界定，文学理论在世纪末变革的氛围中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科恩的概括广采博收，具有很宽泛的涵容性，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趋向：走向广义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成为历史的中心 严格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是指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开创的一场批评运动或思潮。1982年格林布莱特在《文类》学刊上发表文章，将运用新的历史主义观点研究英国文艺复兴的一组文章称为“新历史主义”，表明了他想与过去时代的人相互对话的强烈愿望。自此，“新历史主义”不胫而走。虽然后来他又提出一些其他术语，但唯有“新历史主义”独受人们的青睐，人们用它来概括当前文学批评运动的走向。从内容上看，格林布莱特提出的“文化诗学”倒似乎更为切题。新历史主义是描写文化本文相互关系的一个隐喻，它关注文化的本文间性(cultural intertextuality)。格林布拉特曾着意安东尼·吉登斯用本文间性取代本文自律性的理论。吉登斯认为，本文间性可以有效地把握社会生活和语言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性”。文化诗学指向文化人类学，是新历史主义的许多观点的皈依之所。从格林布莱特和其他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论著看，他们是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将整个文化当作其研究对象，而不是像新批评等理论仅仅研究文化中被我们视作文学的部分。它的根本特征是冲破文学而跨向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学，乃至经济学等广阔社会生活领域。（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0页。）所以，新历史主义者如格林布莱特就喜欢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如“流通”(circulation)、“谈判”(negotiation)、交换(exchange)等。目的就是着意打破经济与非经济的界限，揭示那些所谓的纯艺术本文实际上也在追求物质的和象征的利润。（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