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理论如何发展？怎样去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这类“回顾”与“前瞻”式的学术会议，近20年来开得很频繁，成绩很大，问题不少。笔者的总体看法是：20年来的文艺学学术会议，对建构学科的方方面面，要素部件，凡是西方人说到的，我们也都谈到了（罗列出来了），但是，对体系性建构中的秩序、层次、难点、难题及发展中的契机，却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讨论。按目前学界的共识，可把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文论问题，分为三大块：一是马学（马列）文论问题，二是西方文论问题，三是中国（古代）文论问题。三大块中各有什么关键、难题，本文将作初步的分析与探讨，以其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第一，关于文艺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法问题，即“马学文论”问题。 笔者在近10年来的多次学术会议上均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得到深入探讨。一是此命题过于“敏感”，弄得不好，历史的教训会重演；二是此命题离当代“热点”领域较远，吃力不讨好。一句话，不好说，所以就不说。但此命题若不作出一定共识的探索（即为学术所规范的探索），我们欲求前进相当困难。 首先，作为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文艺学美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其共同性，但也有差异性。共同性，人人皆知，但差异性却是模糊的。 文艺学美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适当涉及恩格斯）的文艺学美学观，是一种“学术”，它有学术的共同规范性和它自身的方法论。这两者都潜藏在它们的产生、发展的内在结构中。即马克思的文艺学美学观，根源于它的“三个来源”——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哲学（德国）／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简化为如下的三联结构：政治经济学——哲学——空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植根的土壤，“哲学”是学理的蒸发与升华，“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的自由的渴望与激情的引发。三者成为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结构，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即是典型代表（从异化劳动引出，中经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图式，终结于异化的扬弃、人的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关于“艺术生产”的观点，更是如此。我们称马克思以上“政治经济学——哲学——空想社会主义”（植根——理论框架的提炼——人的热情）为“三一式”结构。按照平面几何的原理，三点即可确定一个平面。因此，这三点，也是马克思文艺学美学观的最确定的规范空间和特有的发生领域。它要求，对马克思的文艺学美学观的一切阐释，必须回到这个“三一式”结构中来，并且必须遵循这个三一式结构的运思轨迹，否则，就有偏离原本和自由发挥的危险性，使之成为“我注六经”的翻版，于是失去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与规范性，容易成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过去有一种这样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国的指导思想，那是享有很高荣誉和威望的，于是在学界中便有人以“引经据典”的方式（即以卡片作文），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家的语录，便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其立论真的符合马克思的命题要求，充其量也仅是一种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至于“借马克思之言”去行自我之实者，那就从根本上说不上“马克思主义”了。在文艺学美学领域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其特定内涵和领域的，此即上面所述之三一式结构。笔者以为，离开马克思的三一式结构，只凭卡片串连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语录群”，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深入把握三一式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不要轻易地带上“主义”的尾巴。一旦带上“主义”的尾巴，便失去确凿的叙述了。其毛病是：一是“泛化”，不知其所指，造成混乱；二是不遵守学术规范，失去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任何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都经历三种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互区别的历史形态：原生形态（经典形态）——次生形态（传统形态）——再次生形态（传统形态）。原生形态（经典形态），是其创始人的体系与观点，传统形态（次生态、再次生态），则因历史的迁移、时代的要求，以及接续者的个人知识结构，在保持原生形态的若干共同点之外，更多的是按时代要求的偏离和以个人素质的规定，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例如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传统型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其共同性，但更多的是其差异性。作为文艺学美学观来研究，除了坚持“共同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其“差异性”。就当前来说，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观”，最为重要而又必须首先探索者，应是经典形态（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即传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徒以再生形态代替经典形态的研究。所谓“正本清源”，就是对经典形态的客观研究，也可以说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体系的三一式结构中去。此功夫如果下得不深，或者只在马克思的传统形态上兜圈打转，那真可以说“半路起家”。“半路起家”的理论家，大多是失去学术规范的，往往在“主义”的尾巴（防空洞）下面，塞进自己的私货，且美其名曰“马克思主义”，谁反对他的观点，谁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近半世纪的学术史，不就是有相当浓烈的“以假乱真”的成分么！这个教训应该说是很深的，它对学术的损害是难以衡量的。“回到马克思”，并在学术研究中不带“主义”的尾巴，当叙述对象是马克思时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则是恩格斯，列宁则是列宁，不在“主义”后面设置防空洞……这些重要问题，必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才能走上学术规范的道路。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必须注意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的新领域。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这已成为不易的共识。但随着马克思人类学（民族学）手稿的不断发现、发表（现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此外尚有一个笔记没有收入），有不少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见复旦大学俞吾金的文章）。笔者以为，“第四个来源”说，是可以成立的，这对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建设来说，似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在学界中，“第四个来源”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无系统的探寻。如果要真正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三一式结构则可伸延为四联结构（二大层次：特殊与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