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批评滞后于文学创作，甚至被责为“失语”，已有多年了。不容否认，文学理论批评的队伍远比创作队伍小，面对全国每年数以万计的文学出版物和600余家文艺报刊所发表的浩如瀚海的新创作品，包括每年六七百部的新创长篇小说，有大量的作品没能得到评论家和理论家的评论和关注，应不难理解。但广大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并没有沉默。每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数以百计。除了专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报刊外，全国两千余家报纸也多发表文艺评论，从学理性批评到媒体批评，大小文章更属车载斗量，难以枚举。因而要纵览一年里文学理论批评的概况，当非易事。近来因为工作关系，我披阅了2001年发表的部分文学理论批评文章，虽属局部一瞥，从中正深感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确实在扎扎实实地前进。 新时期以来的20年，我国经历了文学创作的持续繁荣。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和中西文化学术思想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加上创作的发展，都必然有利于促进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这期间我国文学理论界不仅探讨了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还力求在文艺学建构和深化方面有所突破。例如拓展和深化了文艺语言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在传统反映论文艺学外，还出现了主体论、象征论、实践论、生产论等文艺学的探索；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文学批评也相当活跃，它不仅为理论的拨乱反正作出贡献，还为扶植新人新作，纠正错误倾向，向广大读者阐释当代文学的各种作品和创作现象，做了大量的工作。微观批评和宏观批评都有发展，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层面也多有扩大和拓新，除传统的审美的历史的批评外，文化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等等都发展起来了。学理性批评走向深化，影响大众的媒体批评更遍见大小报刊。应当说，2001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前进的。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也是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召开全国第七届、第六届代表大会的一年。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和在文代会、作代会的重要讲话，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在我国文艺界、包括文艺理论批评界都被广泛学习并获得热烈的反响。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和《文学评论》等许多报刊都纷纷发表有关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还结合我国革命文艺在党领导下不断获得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理论上的启示。如郑伯农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原载《求是》杂志2001年第14期）一文便主要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等重要关系，结合几十年我国文艺界的论争，本着既反“左”也反右的精神，对过去和当前有关问题上产生的错误认识，做出深入的分析，并阐明自己的理论见解。文章实事求是，说理透彻，确实有助于我国文艺界明辨是非，端正前进方向，更好地贯彻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陆贵山的《文学与先进文化》（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一文则试图从理论上对两者关系作深入的论述，文章以严密的思辨阐释先进文化的内涵和属性，以及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代确立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价值取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主张文艺必须坚持和发展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一致性，以利于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全文虽更多抽象的思辨，但从哲学高度对有关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思考，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正确理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有裨益。龚政文的《文艺多样化？主流文艺？先进文化》（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1期）一文论析了我国文艺多样化格局形成及原因和主流文艺的内涵，提出它如何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也见出作者学习和领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学术努力。 新世纪肇始，如何根据历史趋势和时代特点推进文学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建设，不能不为众多文学理论家所关注。南帆的《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一文（见《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回顾了近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两条线索：语言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作者追溯文学观念演变并论析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世界文论发展的趋势，指出：现今文论中的“话语分析必须发现文学语言、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交汇地带，最终阐述它们之间的秘密结构和持久的互动”，这成为现今“历史赋予文学理论的深刻使命”。应该说这是符合文论发展实际的有见地之论。文学理论的发展固然要做好些基本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而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包括各学科的成果进行更高层次的、乃至跨学科的综合，这正是新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学术生长点。姚文放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性》（原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对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解读，认为“‘现代性’的美学表现即现代主义”。他论证了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审美标准与传统审美标准的对立，并阐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尽管现代性是否等于现代主义尚可争议，但文章引证丰富，最后指出“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认为“‘后现代之后’的构想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充分肯定传统——当然也包括文学传统——在现代性的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对一味反传统提出异议，应也属颇有见识的一家之言。因为事物的辨证发展中否定里总包含有肯定，对传统的反叛里也总有所继承。董学文、金永兵的《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热点背后的偏失》（原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则对近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由于以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而导致“学科独立性的日益丧失”、由于一味沿袭和移植前人而导致“理论原创性的稀薄”、由于相当程度脱离国情传统和脱离当前我国的文艺实践而导致“理论的独白和阐释危机”等偏向，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分析，对纠正有关的偏失，应是有益之论。全球化也是近年学界的热门话题。钱中文的《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一文对此作出回应。文章对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趣及其后现代性的特征、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指出我国由于仍处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追求的时代，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虽应吸收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某些教益，却不会也不应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这种论见对于纠正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倾向，实足令人深省。2001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全部学术探求自非上述几篇文章所可代表，但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无疑不应为人们所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