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获得解放，空前繁荣，长篇之巨之夥读不胜读，且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从而成为新时期小说重要一翼，同时也为其自身的提高与发展提出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本文讨论的历史小说创作基本功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写历史小说须有相应充足的历史知识，本是不言而喻的，无须多论。但要具备这一基本功却并不容易。它不是临时读几本与题材相关的史书所能奏效，主要还是一种长期日积月累的学养。它包罗甚广，诸如官制、科举、礼仪、称谓、服饰、钱币、风俗、时尚、舆地、器物，以及其时的宗教状况、文学艺术，不胜枚举。小说摹写广泛的生活，摹写生活的种种事物，一切为往世所有而今世所无或为往世多有而今世罕见的事物都属历史知识之学养范畴。作者学养深厚，所写作品多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较强的时代性和真实感。读寒波的《长河落日》，你会常常不由自主地处于唐代文化氛围中，眼见举子们考中进士却做不了官，要做官还得参加吏部的“释褐”考试；李商隐已被吏部录取，而后又被相公们给黜落了。诸如此类，都是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物。就连“相公”这个称谓也有其时的特定含义，所指不是夫君或富家子弟，更不是男妓，而是权势赫赫的当朝宰相。读清史学者凌力的《梦断关河》（主人公的虚拟性使它似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一般读者不能不读她为某些词语所作的简明注解；反过来看，作者如不了解那些词语所指的清代事物，就无法正确地描述它们。首卷第二章开篇介绍北京梨园行的统属关系，只五行字，就有“梨园总会”、“老郎庙”、“吃开口饭的”、“升平署”、“七品顶戴”、“包金顶子”、“绣鸂鶒补子”等历史性词语。若对其含义不甚了了或一知半解，就写不出那五行字。这部作品对宫廷演戏情景、苏州灯船盛况、宁波状元坊陈设的精细描写极为精彩，追步红楼，又异于红楼，兼有学者之笔和女性文学的双重美感，是两者的合璧，而基础则是学者的丰富知识和学养。唐浩明的力作《曾国藩》更是富含文化意蕴的历史小说。百多万字展示了主人公的方方面面，形象复杂而丰满，其学识的广博也得到有力表现。作者如不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知识，曾氏同德音杭布纵论书法南北两派之类的学识性对话就无从下笔。首卷第三章有“陈敷游说荷叶塘”一节。这位“睿智”、“超凡”的预言家为使曾国藩“墨绖出山”，大谈风水地学和相术，句句在行，把选择家附会的赤松子、黄石公传《青囊经》、郭朴撰著《葬书》等传说讲得头头是道，并背诵两书之文，一个凿空的次要角色从而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令读者赏心悦目，拍案叫绝，连受了骗的曾国藩都佩服他“学识渊懿”。究其实，那“学识”都是作者赋予人物的，倘若唐浩明不懂选择家编造的风水地学，没见过甚至不知道《青囊经》和《葬书》，陈敷也就说不出连篇累牍的行话、隽语。此书第三卷第二章以数千言铺叙同治三年甲子科江南乡试，从主考官乘亮轿赴“入帘上马宴”，到写榜、放榜、闹五魁，切实、生动的笔墨联翩而至，目不暇接，仔细看来，无一不是有关科举的知识、学养之艺术结晶，具体描写虽多想象与虚拟，却又是那次乡试和明清两代千百乡试的真实写照，具有历史小说佳构独特的真实性、典型性和艺术美感。 不过，近年历史小说中此种精彩笔墨似不多见。相反，由于作者学养不足，乖违历史知识的硬伤却屡见不鲜。写明洪武三十年事，却让已死四年多的袁泰做都御史，参加武定侯郭英的祝寿宴会。写岳飞的作品，把斗武场地设在“宏大的关帝庙”里，还特写“小小的校书郎”见皇帝时“按照他的品级穿上一件水红锦袍”。实际情况是：追卦关羽为帝始于明万历间，岳飞生活的时代只有关王庙（北宋末和南宋初先后封关羽为武安王和壮缪武安王），不可能有关帝庙。据《宋史·舆服志》，宋代官服沿用唐制而略有变更，北宋中期以后四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下“服绿”，只有五、六两品“服绯”。校书郎是从八品，“按照他的品级”只能穿绿袍，不能穿红袍。又有晚清题材的作品，言及某人“中了”某县监生，似颇荣耀；部中“主事只是个听候的闲职”，比郎中“官差七品”。实际情况是：监生又称国学生、国子生，即国子监的学生，无县份之别；它只是一种仕进的途径和资格，不是功名的一个等级，入监也不尽通过考试，无所谓“中”；清代中后期，监生大多用钱捐纳，称为“例监”，在士林中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至于各部主事，都是有事可做的实职，绝非“闲职”，属正六品，比正五品的各部郎中只差二品。还有的作品写清代中期一次“金殿传胪”场面，竟出现“殿试第四名一甲进士”之说和状元“带着八名一甲进士”向皇帝行礼的情景。实际情况是：与二甲、三甲没有严格定额不同，殿试一甲向有严格定额，每次只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故称“三鼎甲”，赐进士及第。殿试第四名为二甲第一名，又称传胪，其后名次自然只能列于二甲（赐进士出身）或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何来八、九名一甲进士？作品还让辅政大臣纳亲首先宣唱第四名进士，然后让这位进士“传胪唱名”，由他宣唱三鼎甲和其他进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不了解第四名进士被称为“传胪”的含意造成的，将它混同于“传制唱第”的“传胪”了。实际上，殿试传胪有鸿胪寺专伺“唱第”的传制官，康熙六年丁未科状元缪彤写的《胪传纪事》和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探花（也是最后一名探花）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都明白写出传制官唱名的具体情况：一甲三名逐一宣唱，二甲和三甲唱作“第二甲某等若干名，第三甲某等若干名”，即二、三两甲只有首名“实入胪唱”，以为代表。这两个名次遂被世人称为传胪。《明史·选举志》也有“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之语。大约由于两传胪雷同，后来才衍为专指二甲第一名。了解“传胪”称谓的这种含意和来历，就不会让新科第四名进士“传胪唱名”，“比状元还要出风头”了。缪彤还特记他这位状元“累及事官”的一件憾事：由于“未习朝仪”，听到唱其名字，没有及时“出班跪”，传制官又唱了第二名。这位传制官因此被纠仪御史疏劾，“奉旨罚奉三个月”。《胪传纪事》后附《礼部颁行胪传仪制》，是一份传胪仪式明细表。历史小说作者如能看看这些第一手材料，大有裨益，不但不会出上述硬伤，还会由此诱发种种联想和艺术构思，写出数百年前真切、动人的传胪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