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入21世纪，有关人的话题并不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物质世界的丰饶隆厚而变得轻松。相反，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人与社会的对立，人内心世界的萎缩等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格外强烈地凸显了人的话题的沉重性。我赞同一位美学家的看法，无论是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正面临着一种危机，一种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近乎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活动和精神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引导人们摆脱愚昧、保守和落后，走向光明的坦途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人们虔诚地相信科学技术是人的精神的最高智力形式。但是，科学技术的片面应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恶果，当年卡西尔曾经感叹：“生活领域为技术所征服。”而科学主义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推向历史真理的普遍性位置，并由此成为一种世界观，科学建制成为现代政体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正如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在社会控制、教育、医疗业等方面，全面监管人的生活，成了独断的意识形态。人漂浮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空间里。现代化过程中所导致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贫困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刚刚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当代中国，也许还不能充分领略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极度发展和片面应用所带来的灾难，但是，每一个置身当下社会历史情景的人是不难感受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引发的人的生存境况的尴尬。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表征着人的存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感性欲求膨胀，制作层面发达，另一方面是心灵世界缩小，精神层面贫困，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水分充足的疯长中，文化精神在流失。一种以平面化、官能化、快餐化的为特征的文化消费行为盛行起来，时间向度在空间中被消解，感官愉快替代了永久魅力，当下即得的消费取代了会心畅神的欣赏。当年米兰·昆德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翰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面对并不乐观的人类生存境况，我们迫切需要恰恰是一种被称为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的东西。人类走过的道路和所付出的代价再一次证明：一个文化的发展系统既需要以功利目标为导引的动力系统，也需要以人文超越和审美情怀为内容的规范系统。从物质的、技术的和功利的追求中“拯救精神”就成了人文学科理应肩负起来的使命。在这个背景下，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的功能和意义反而凸显出来了。 二 历史地看，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在整个80年代，文学理论曾经大放异彩，一时间成为显学。8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与整个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以对认识论的和政治功利论的文学理论模式的双重超越为标志，以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探讨为契机，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主体性伟大进军的现代性神话的营造之中。现在看来，那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的确带有理想主义和古典人道主义色彩，它在凸现思想魅力的同时，却又沾染了浓重的审美主义情结，缺乏对自身可能性的反思和知识学意义上的规范，是一种被精英化了的文人话语。但是，即使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仍然怀着敬仰的心情追述这段历史。因为，在这种文学理论话语的背后，我们体味到的是人文学者心忧天下的赤子胸怀，和对现实人生境况的诗意眷注与深层关怀。但是，进入90年代，文学理论在超越理想主义的激情呐喊的同时，却也在两个层面上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一是在过于学科化、自主化和知识化的诉求当中，越来越偏离文学为人生的传统。文学理论越来越不屑于表达人文思考应有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关切，在喃喃自语的话语操练中远离了文学实际，也割断了自身与现实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丧失了对人的精神塑造与心灵召唤的功能，逐步退化为与现实人生并无联系的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文学理论特有的人文性简约为学科的知识性，文学理论对文本的照亮和对真理的揭示，等同于对客观实存的反映和认识。以知识论的方式求解人类的艺术经验，结果，艺术经验的体验性质被遮蔽，人文性被遗忘。以至于文学理论面对新鲜的艺术经验与审美事实基本处于阐释效力低下的状态。二是一些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各种世俗化欲求的策动下，逐渐丧失了对真理探求的热情，和理论思考的兴趣，而摇身一变成为既定现实文化秩序的代言人和辩护者，心甘情愿为既定现实文化秩序的存在，寻找合法性根据，自觉地参与到各种常识、习惯和经验对人的工具性的塑造上来。以一种表面的多元化、后现代、相对论姿态，在嬉皮笑脸、轻松调侃、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当中将人文热情、价值承诺、和意义担当一笔勾销。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出了一本又一本叫做文学理论的书，但文学理论的对象却依然缄默不语；我们急不可耐地追“新”逐“后”，玩了一遍又一遍西方话语，但到头来，我们两手空空，我们的精神的家园依然遭遇着丰富的贫困。 以文化研究为例。毫无疑问，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本土文化语境的诱因，她既是文学理论进入90年代发生转型的逻辑必然，又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各门人文学科回应社会挑战，打破学科壁垒，寻求跨学科对话，重建与社会公共领域有机联系的尝试，其中也包括文学理论研究从过去那种大而无当的本质主义在先的理论言说方式向具体的、微观的、个案的、针对特定文本的解析方式的转变，其中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在一个传媒霸主和信息社会来临的时代，文化研究的命运似乎注定摆脱不了媒体和各种各样的欲念的纠缠。媒体、理论家联手共谋，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研究的“动人”景观。但是，在诸多文化研究的读本里，除了极少数文化“精英”在做着细致扎实的工作，在对诸如身份、种族、性别、文化无意识的读解中寻找文化研究进入当下语境的有效途径以外，大多数文化研究正陷入一种解释的危机当中。首先，文化研究所特有的理论语言被浮光掠影的现象描述所遮蔽，深刻的理论分析以及由理论分析所承载的复杂思考，被置换成各种通俗化了的、适合于媒体宣传和炒作的流行性的日常理论话语：其次，西方话语的“借挪式”操作淡化了面对本土文化问题理论命名的原创性和建构性，在“后结构”、“后殖民”、“后人学”等“后xx”这一难以摆脱的西方话语影响的焦虑中，文化研究无时不面临着由语境错位所导致的对象不明、言说失据的尴尬和无能；再次，各种急功近利、消费主义倾向取代了文化研究应有的人文立场和和批判姿态，或者，人文学者应有的人文立场和批判姿态，屈从于消费主义倾向和大众的欲求，表现为各种媚俗：媒体批评、红包批评、以及堆着笑脸抚摸式的批评正将深刻的文化研究转化为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闹剧。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可以不留情面、旗帜鲜明攻击、嘲弄、调侃精英文化，而唯独对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大众文化态度相当暧昧，不敢亮明自己的身份。并不是说惟有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大加挞伐才是文化研究学者应有的姿态，而只是强调文化研究一旦失去了应有的人文立场和批判姿态，就必然会陷入研究上的相对主义，或者如曼海姆所说的多元的绝对主义。从而使最低限度的“共识”难以达成。这说明，即使以超越现行文学理论研究的为己任的文化研究，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不是隔离的两个领域，而是一种相互生成、相互拓展的关系，文化研究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理论。没有文学理论对人生境况的深层关怀所提供的人生智慧，或者文化研究没有必要的价值立场和批判姿态，其良性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