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1-0085-06 从很早开始，中国古代哲人与文人就开始关注文艺之美源自何处的问题，因为艺术美凝聚了人类的道德与审美精神，其对心灵的穿透力具有自然之美无法比拟的强度，是天地之心的结晶。中国古代美学虽然也重视艺术的形式之美要素，但是它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价值在于物我相合与情感自然，这是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美学相异的文化特质。反顾这座尘封已久的学说典库，对于我们今天审视美学文艺的发展，建立健康奋发的审美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文艺之美与原生动力 中国古典美学论及艺术之美时，最可赞赏的观念就是对于艺术之美源于自然的倡导，使艺术之美奠基在无上的自然之道上。这一方面使艺术之美有了终极的归宿，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通过审美的桥梁而得以相亲相和。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不是体现在抽象的理论思辨中，而是在体验型的艺术观照之中。 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文说”，最能说明艺术美与自然美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易传》这部书中，可以见出远古生民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的看法。《说卦》中提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说卦》的作者看来，圣人制作卦象时，将天地人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自然界与人类在圣人眼中是平等而同一的。在人类产生之前，天文与地文就已经存在，人文则是对于天文与地文的摹状。古代八卦学说其思维特点是将自然人格化，将人文与天文、地文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易经》中的卦象是对日月星辰，山岳河流，动植万物与人类自身的模状与写照。这种法天取象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传统文化思维与审美观照的方式。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就说：“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论衡·书解》）王充从“气一元论”出发去思考文学问题。在他看来，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文学，也是禀受天地之气而来的，天地日月，旁及动植物万品皆有文饰，圣贤独得天地之灵气，文采也就应运而生了，“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这些直观的文学起源论虽然在理论上显得十分幼稚，还没有超脱远古生民制作八卦时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但是秦汉以来的文学家所以一直沿用，其原因一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它一以贯之的延续性，二是古人认为，用这种天人合一的美学观看待艺术美，有利于保持艺术的原生状态。艺术的生命力在古人看来，不是人类精神，而是宇宙精神活力的显现，艺术只有在通向自然之道时，才能永葆活力；圣人创立文字，缘于自然，用于教化。在这方面，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殿军刘勰在铸造《文心雕龙》大厦时，可谓有意识地突出了这一主旨。先秦时老庄力倡以自然之道来代替礼乐文明，认为礼乐文明一旦失去自然，就会产生大伪，使人丧失真性，因而他们大声疾呼：“圣人首，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情”，认为疗效人类文明弊病的根本途径，在于使人返归自然，在与天地自然拥抱中恢复人类的自由天性。两汉官方美学重视人为的法度之美，以儒家伦理之美作为艺术创作的宗旨，类似司马迁与《淮南子》中倡导的自然之道一直未受重视。魏晋以来，文学在走向自觉的同时，老庄的自然之道美学观也登堂入室，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都将清通自然、玄远高逸作为一代美学与文学的风尚。但迄至西晋，文学渐趋华丽。齐梁时，文学精神在走向世俗的同时，情辞风格也一改建安风骨，追求华靡，雕琢日甚。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与文学表现手法越来越远离自然，不但失去了天真自然的风趣，而且在文学形式上也雕华淫靡。在这种时候，文学欲走出误区，恢复自然，张扬精神人格，于是古老的“三才”之说再一次为文学理论家所关注。《文心雕龙》第一篇是《原道》。《原道》的宗旨并不是重新回到荀子与两汉儒家文论的老路上去，而是兼融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社会之道。在文学领域，道家的自然之道以宇宙作为文学的本原，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文学与艺术都是“道”的显现，其二是文学的反映对象与美学风格也以自然为贵。两汉文论总体上崇儒斥道，讲儒家之道而排斥老庄之道，结果文学理论到了东汉末年日趋保守，失去灵性，人为造作代替了天工自然，作为文本典型的则是极尽华靡铺张的大赋，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人的作品就是代表。齐梁时代的骈文与宫体诗，其文辞风格颇为类似汉赋的雕丽夸奢。所以《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是个十分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是对齐梁年代文学发出的总追问。刘勰向世人反诘，文学作为一种与精神道德密切相关的意识，为什么与天地并生呢？在他看来，古人所以将人文与天文、地文联为一体加以考察，乃是用心良苦。他发挥《周易》中的三材之说，认为：“仰视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行；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一段话很好地阐明了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本体论相一致的看法。在刘勰看来，文学的本体肇自天地自然，天地皆有其文采，人在天地两仪之间，为天地灵气所钟，人文来自于天文与地文。这当然没有超过《周易》中的三材之说，但刘勰此时重标自然之道，目的是重申人文是自然之道的转化，艺术美不能离开自然之美，否则就失去了其本体上的存在依据；其次，从美的规范来说，任何人工创作也不能游离于自然之道。清代纪昀评论说：“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以自然来矫正当时“讹、滥、淫”的文风，是《文心雕龙》的基本精神与立论依据，它有力地支撑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扭转了当时文学脱离自然，失却性灵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灵性，张扬了文学的人格精神。 艺术对自然之美的依存关系，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不仅仅是像西方古希腊开始的艺术理论认为的那样，是作为反映的对象，而这种反映与认识，又停留在外在形态上面，如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和谐来自对外界数量关系和谐的反映。秦汉间的《礼记·乐记》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些多少染有神秘主义的音乐美学，都是说明音乐以自然为宗，以合乎天地之内在节律为美。从而使音乐之美建立在感应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这种以自然界内在之和定艺术价值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其他艺术种类的学说中，更是表现得明显。如书法艺术上，古代书法理论家一直坚持书法来自于天地造化的感悟。最早的书论蔡邕的《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不仅汉字的字形受自然物的感悟而成，而且书法家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与天地相参时，更是离不开天地神韵的感召。在中国古代书论中多有这样的说法，如怀素见夏云多奇峰而识草书之妙；雷简夫闻江涛声而进笔法，黄庭坚坐对江山而得作书之助。古代书法家往往将书法之奥妙视作天地自然之助，艺术之美来自于自然之赐。与其它造型艺术如绘画与雕塑相比，书法艺术更属达其情性，突出人格的表现艺术。与书法相通的绘画理论，同样提倡师从造化，注重在大自然中获得创作灵感。 当然，山水自然艺术家的感染，最终还是通过主体的吸收与改造得以消化，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说明了这种关系。黑格尔说过：“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的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从形式上看，任何一个无聊的幻想，它既然是经过了人的头脑，也就比任何一个自然的产品要高些，因为这种幻想见出心灵活动和自由。”[1]黑格尔的话说明了艺术美在表现对象时，与纯粹的自然界相比，毕竟是经过心灵的再造，因此，师从造化与“大块”时也就不能脱离心灵的领会与创造。这种与物宛转、心与物化的过程，也就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物化境界。物化境界是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中特有的境界，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范畴。在艺术创作中，这种境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故庄子书中屡用此来譬喻物化境界。山水自然的描画有赖于物化之境，人物与飞禽走兽的表现，难于山水自然，艺术家在传神写照方面的能动性更大一些。艺术家在表现飞禽走兽时怎样才能取胜？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原则也是注重物化境界的创作，当然，这种境界的创造是心灵功能的产物，因为所谓物化，并不是真的化成木石一类物体，归根到底，它是审美心态的调整与创作，是主观精神的产物。它的实现是自律的而非它律的，艺术美与自然美相比，确乎如黑格尔所说，最大的差别在于心灵创造的有无。所谓“物化”其实也并不神秘，它是指艺术家长期执着于对所描绘的对象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了痴迷入化的进步，类似于庄子所说的佝偻老人承蜩，“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地。在这种时候，物象了然于心，心与物合为一体，成竹在胸，意象天成。物化境界中国传统美学所特有的作为艺术美的精神境界，也是其感人至深的魅力所在。中国传统美学极言艺术美对自然美的依从关系，甚至以自然之美作为艺术美的本体，而反对人工造作的艺术美对自然的破坏。在我们现在看来，蕴含着十分深刻的道理。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原生性与浑朴性。所谓原生性，也就是指人类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对外界的直观，它的特点是不分彼此，物我一体。关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实验心理学的探讨与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但是其基本特征却是可以界定的，这就是它未受理性因素的裁割，人与自然还没有被自我意识所分开，因而其思维与外物是统一的，正如其中说：“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庄子·缮性》）庄子从他的天人合一人生理想出发，猜测出了远古之人的思维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在简陋的生活环境之中，人与自然同在，因而理性思维也无所用之，而这种原始思维倒反而有利于原创性的展开，人们用其混然一体的直觉去感受与体验自然，得其内在神韵，“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圣人即使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与不凡的智慧，也不可用之，而要努力使心境回复到浑朴无为的状态中去。所以回到自然中去，不仅是人生的选择，而且也是保持审美原创性的必要条件，是创造高妙之作的心理前提。西方美学家一般总是以第一性与第二性，反映与被反映来划分自然美与艺术美，这种机械论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并不存在。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是永恒的自然与艺术的统一，而自然不管是从审美对象与审美心态的角度来说都是属于第一性的。这是我们了解古代艺术美特质的重要理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