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现代性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引发的理论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春时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文学性有多重含义,它除了具有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性、否定性之外,还具有现实层面上的现实性、肯定性,因而文学现代性就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在现实层面上,它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审美层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现代性。从这个角度看,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一文的否定性文学观具有片面性,它忽视了文学的现实层面和文学的肯定性,其现代性、共同性、文体性与文学性无关的结论也是不合理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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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11-0110-06

      吴炫先生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注: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41-154页。以下所引吴文均出此。)一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这个命题未能突破文学对文化的束缚,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在笔者看来,这种否定之不当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否定“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不妥当。但笔者不是对吴文立论即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本身感兴趣,而是对其隐含的另一些更重要的理论问题感兴趣,这些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世界文学是否存在以及与文学性是否相容?白话文与文学性是否相关以及是不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这些理论问题可能比否定或肯定“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本身更重要,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而且,一旦这些理论问题得到解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是否合理的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一

      应该首先考察吴文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吴文之所以作出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文学现代性的结论,正是从他的文学观推导出来的,他认为现代性与文学性根本不相容。吴先生提出了“否定主义美学”,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否定”特性即“文学穿越文化政治”说,实际上认为文学性就是否定性。此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的“否定性文论”就主张“文学是对现实的否定性性认识”。笔者也有相似的理论,即一贯主张的“超越美学”,强调文学对现实(包括现实生活和现实文化)的审美超越性,而这种超越即包含着审美批判、否定(而且,超越性比批判性、否定性内涵要宽,还包括审美理想性)。但是,吴文又有片面性,因为否定性不是文学性质的全部。文学除了有超越性或否定性之外,还具有现实性或肯定性,因为文学除了具有审美属性外,还有现实属性。作为一种美学,应当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否定性;作为一种文学理论,除此之外,还要指出文学的现实性和肯定性。以往的文学理论把文学当作一个平面结构,或强调文学的现实性、肯定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否定性;或强调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否定性,而忽视文字的现实性、肯定性,从而导致片面性。当然,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和现实性不是对等的、平列的,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文学是一个多重结构,它具有三个层次:审美层次是最高层次,它具有审美超越性,包括否定性;现实层次是基础层次,它具有现实性即对现实的肯定性;此外,文学还有深层结构,即与无意识对应的原型结构,它具有非理性。文学的三层结构表明文学性质的非单一性,文学具有理性、非理性、超理性或现实性、原始性和审美超越性的多重属性。文学的多重属性鲜明地体现于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种形态的区分。在严肃文学中现实层面起主要作用,因此它突出了意识形态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与一般文化之间有较多的一致性。在通俗文学中原型层面起主要作用,因此突出了非理性(极度感性化)倾向,具有消遣娱乐作用,它与一般文化之间既有相容性,又有冲突。而在纯文学中审美层面则起主要作用,因此突出了超越性,它对现实、文化具有批判、否定作用,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说文学是异质文化。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所探讨。(注:参阅杨春时《文学本质新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第67-70页。)由于吴文否定了文学的多重本质,才导致了其一系列结论的片面性。

      接下来我们考察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吴文提出:“问题在于,‘现代性’首先是对文化而言的,而不一定是对文学而言的。”“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也是两回事”。他的理由是:文学在本质上与文化是一种“本体性否定”关系,“因此,文学的生存状态受文化的制约——这个制约在今天就是现代性,但文学的存在状态(即文学实现文学性的程度)则体现为对文化制约的摆脱,以及对文化性生活材料的个体性穿越。”他还批判了“历史进步论”在文学上的体现,认为文学没有进步可言;而且“文学现代性”概念隐含着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优越的思想。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文学的审美层面上(特别在纯文学中),文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比古代文学优越”意义上的现代性。但在文学的现实层面上(特别在严肃文学中),文学有历史,有发展,当然也有现代性。这就是对所谓的“文学史悖论”的解决。关于这一点,笔者也曾探讨过。(注:参阅杨春时《文学史论》,《北方论丛》1990年第3期,第45-49页。)吴文只强调了文学的超历史性,从而否定了文学的现代性,这是一个片面的结论。因为文学还有现实层面,它与社会、文化共同发展、变化,所以有历史性、现代性。不能仅仅依据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不顾文学的现实性,就否定了文学的历史性、现代性,更不能拒绝作文学的历史分期。如果依照吴文的逻辑,不仅不能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而且同样不能谈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文学的审美层面上,虽然没有历史发展,没有进化论意义上的现代性,但是现实层面上的现代性又必然给它打上了印记,并影响了文学超越的方式,这也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内容。文学现代性有双重意义:在现实层面上,文学现代性意味着它渗透着现代性,肯定着现代性。现代性是一种理性精神,包括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首先在于它体现了现代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相一致。这是现代文学的最基础的条件,它使现代文学史划分具有了基本的可能性。但最基础的条件并不等于是充分条件。五四文学吸收了科学、民主思想,呼唤现代性,因此具备了文学现代性的基础条件,虽然还不具备充分条件。目前通行的对现代文学史的划分,实际上只是考虑了这个基础条件,而没有考虑充分条件。在审美层面上,文学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是文学的超越性品格决定的。这就是说,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反现代性,而不是肯定现代性。美籍学者李欧梵提出现代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肯定的层面,即世俗的现代性;一个是反思的层面,包括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现代文学(主要是现代纯文学)并没有讴歌现代性,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时候就开始批判、反抗它。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或反现代性是现代文学或文学现代性的充分条件。吴文主张以文学的个体性来穿透文化,也包括现代性,但是它并没有以此来确定文学现代性,反而得出文学与现代性无关、不存在文学现代性的结论,这是一种错误的推论。文学可以否定现代性,超越现代性,但不能说文学与现代性无关,因为正是这种否定、超越才是文学现代性。因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文学具有现代性,只不过文学现代性是文学对现代性的特殊超越方式,它不同于文学对前现代性的超越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它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审美层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现代性。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文学同样受制于现实文化而又超越了现实文化,但它们的超越方式是不同的。古代文学的超越方式是理性的超越,它并不质疑理性,也未走向非理性,而是通过对理性的理想化追求来超越现实文化,古典主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理性的超越。现代文学的超越方式是非理性的超越,它质疑理性,批判理性,并且以非理性的反抗来超越现实文化,现代主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非理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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