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11-0078-06 一 通常说来，无论就现实世界还是艺术世界而言，知识分子的内在心灵往往要比普通人来得丰富和复杂。作为人类文化传统、道德理念、价值理性的承载者，知识分子在相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际遇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乃至行为准则，较之普通人来说往往会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和形态。知识分子由于承袭人类文明的种种思想和智慧，经由自身的思维活动而形成独立的观念体系——当他置身于具体的现实境遇中，这一观念体系便将左右他整个内心情感活动和价值判断，支配他的心理轨迹和行为走向，从而显示出非同寻常、矛盾复杂的人格姿态来。换言之，无论知识分子身处怎样不同时代环境而具有怎样不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其面对无可回避的现实处境时，灵魂深处种种理念的相互纠葛、厮缠和冲撞，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从而格外充分地体现出人性结构中本能欲望与意识倾向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在小说家笔下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对象本身的内在丰富性，往往包含着深厚的人性底蕴，吸引着作家们去作深度的开掘。 当然，我们认定知识分子形象往往含蕴着丰富的人性内涵，这只是从理论上说的。就小说作品而言，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否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则不仅关涉到作家的艺术观念和现实理性认知，而且关涉到作品的创作背景——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往往决定着人性表现的主导形态和模式。对此，我们可以从新时期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描写的历史轨迹中获得佐证。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和西方哲学、文艺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的知识界经历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启蒙运动，这一时期作为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承载者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化心理还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由于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尚未真正触及计划经济的根基，尽管思想文化领域格外活跃甚至有些超前，人们的观念体系也确有变化，可总体而言仍未越出传统价值观的范围。因而，这一时期小说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性表现，便呈现出内在精神气质、价值追求与传统人格姿态的基本一致性。在传统的视域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具有某项知识专长的人，而且是必须对文化、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健康发展负有职责和使命的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核心任务。然而，知识分子更应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与捍卫者，他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观念来批评社会的不良弊端，另一方面则努力促成这些价值的全面实现。因此，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外，尚需对人类公共利益怀抱崇高的热情与拥有真挚的关心，无私无畏、勇于承担”（注：张岩泉：《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三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1期。）。很显然，传统观念框范下的知识分子，就其普遍的价值理性追求而言，通常总是与公众性事业或与国家、民族相维系的，并且这一追求往往并非是外在力量的强迫所致，而是知识者内在的、自发和自觉的愿望。产生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小说，其知识分子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形态，便具有较为单一和相对平面化的特征。 几乎在整个80年代所出现的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所体现的人性内涵，几乎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个性心理特征的相对模糊、价值理性以及情感追求的单向性与执着性。宗璞的《我是谁》、《三生石》；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谌容的《人到中年》、《散淡的人》；王蒙的《春之声》、《杂色》；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一批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经受着种种的内心痛苦和灵魂煎熬，但这些痛苦多半是由于客观外界的压迫使然，而并非人物自身内在的矛盾冲突的结果。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你虽然能见到诸如情爱、生存欲望、价值追求等人性情感，但这些原本十分个人化的人性情感往往由于知识分子对既成的角色地位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定，而与道德感使命感紧密相连，形成一种单向静态的人性范式。《春之声》中出洋归国的岳之峰由于出身问题而做过“没完没了的检讨”，依旧痴心不改地对祖国怀着深挚的热爱；《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出于道德感的约束而与所爱恋的人保持精神之恋，她那终其一生、痴心不改、永难忘怀的爱情，几乎成了其唯一的人性内容。不难看出，作家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不仅其价值理性追求具有单向性的特点，同时也缺乏内在生命欲望与价值追求的对立冲突，而且他们的价值追求所体现的道德理性内容，皆与传统观念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品性相符合。在这些形象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出于一己私欲的世俗情感，也看不到委琐卑微的低贱灵魂，更看不到本能欲望无所顾忌、放任不羁的表演，相反，他们的人格品性总是与崇高、神圣、纯洁、执着、伟大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灵魂世界中，任何琐屑、卑贱的人生欲念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即便偶有抬头，也总是会被灵魂中的圣洁之光所驱逐。他们不论身处怎样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扰，始终保持着一种矢志不移、洁身自好的人格姿态，不仅像上帝一样思考，同时格外注重将种种世俗行为与价值追求融为一体，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因此，在他们身上，尽管也时常要经受种种现实人生的困扰和折磨，但这些困扰和折磨往往来自外界客观境况的制约，而非内在精神的自我矛盾与厮缠，因而也较少人格的分裂。很显然，这类知识分子形象所显现出的人性内容相对而言比较单一，亦缺乏丰富的蕴涵，这既是那个时期政治文化语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特点使然，也是作家当时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的内在规约的结果。从人性表现的角度而言，其厚实底蕴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其由内心两极心理的对立冲突所构成的人性深度也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