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5-0093-09 我国的传统教育资源如官学、书院、社学、义学等，因难以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其被取代或改造的命运是注定的。但是，传统教育资源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现代转化，将自身融入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并因此与现代教育建立了难以割舍的联系。本文拟对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进行考察，以期说明传统教育资源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一历史理性。 一、晚清书院嬗变的原因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教育资源，书院之名始于唐朝中叶，唐末五代开始发展成为聚书授徒讲学的教育机构，宋代始有一批著名的书院出现。此后，书院为历代所承，历久不断。清初鉴于明季书院讲学结社、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风，曾禁止开设书院。但书院在读书人中间影响至深，禁而不绝。顺治十四年（1657年），准许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实为书院开禁之先声。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放开书院禁令，谕令各直省城设立书院，并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各直省城先后修复或新建了20余所书院，此后，各府、州、县书院相继建立。商衍鎏估计：有清一代“合之十余行省，必近二三千之数”。[1](P225)而据今人研究，清代书院达3781所，其中，同、光两朝新建1035所。也就是说，到鸦片战争时期，书院有两千余所。[2]但清代书院数量上的繁荣，并不能阻止其被改造乃至被取代的命运。 （一）社会转型是晚清书院嬗变的外部动因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遇到了一连串来自西方的日益严重的冲击，灾难不断，创痛日深。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一次次屈服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与裹挟之下，晚清中国在日益深陷“半边缘化”[3](P240)的痛苦过程中，开始现代转型。转型的痛苦不仅在于自视为天下中心的帝国沦落到要靠出卖主权方能求得安宁的地步，而且在于国人敝帚自珍的儒家纲常伦教在与泰西“奇技淫巧”的较量中不堪一击。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朝野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缺乏充分的认识，直至19世纪60年代后，在更加严重的威胁面前，清政府才着手举办洋务，拉开现代转型的序幕。 社会转型使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由举办洋务而开始的现代转型，首先遇到的是人才问题。谈判签约、造船操炮、建厂练兵、修建铁路、政治革新等，在在需要新式人才；这些人才在知识、能力、品德等方面，必须具备能适应晚清社会现代转型要求的素质。然而，由书院、官学、义学、社学等为主体构成的晚清教育，以八股时文为内容、以科举入仕为目标，无力承担培养这类新型人才的任务。即使是理想的以聚徒讲学为特征的书院，所讲所研无非是传统的经史之学，所谓通经致用，无非在考证训诂之外，对传统的典章制度、田赋、漕运、河政等有所涉猎而已，至于洋务所亟需的“西学”则少有兼及。这种教育培养的只能是善于应付科场考试的旧式绅士，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可能适应传统农业文明，但无法应付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不能满足社会现代转型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的变革不可避免。 伴随现代转型的启动，晚清第一所官办新型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创立，拉开了传统教育向现代转型的序幕。从1862年到1893年，各地相继创办了一批培养外语、军事及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新式学堂，“总数约二十六七所”。[4](P74)教会学校的发展是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另一面。1839年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是最早在中国本土上开办的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以前，教会学校不过四五十所，到70年代末则达800余所。[5](P227) 新式学堂的创立和教会学校的出现，不仅打破传统教育的格局，而且给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带来向现代转化的动力，并树立榜样。 （二）书院的衰败是晚清书院嬗变的内在动因 1.书院严重官学化 书院官学化在元代已经出现。当时规定：书院设山长一员，“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经费虽主要靠“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6](P2032-2033)，但官府也提供一定的经费，如为山长提供钱粮，在书院专设掌钱谷的教职等。清代在解除书院禁令后，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使书院官学化更加严重。第一，通过为书院提供经费来干预书院运作。雍正在允许开设书院的谕令中规定：“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7](P5504)至于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8](P4017)第二，对书院山长的选聘、生徒的选录均严加控制。乾隆元年（1736年）谕礼部：“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9](P1523)乾隆九年（1744年）议准：“嗣后书院肄业之人令各州县秉公选择，报送各布政使会同专司稽查之道员再加考验，其果才堪造就，质非佻达者，方准留院肄业，毋得擅行收送。”[9](P1527)上述措施的采行表明，清代书院官学化愈趋严重。 书院的官学化导致书院院长虚悬、庸师充塞。时人戴钧衡批评道：近世“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守主之，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不必尽贤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为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降而州县书院，则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长悉由大吏推荐，往往终岁弗得见，以束脩奉之上官而已。”[10](P393)书院成为市惠应酬之具，焉有不衰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