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9)03-0065-11 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诸多教育模式中，乡村平民教育无疑是一场非常引人注目的运动。晏阳初曾把乡村建设运动与太平天国、宪政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相提并论，当做现代中国第六次救国运动，甚至可以弥补前面所有五次运动的缺陷。[1]虽然今天不会有谁同意，但这样的评价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建设的提倡者们如何定位自己的事业。大概当时很多严肃的教育家都会认为自己的事业关系到中国文明的兴亡，但没有任何别的教育运动如此自觉地参与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当中，甚至成为影响不小的一个党派。 也许，晏阳初的自我评价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荒谬。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前五次运动无一不是针对上层制度的政治变革，而在国民革命之后，第六次就应该是针对中国乡村的一场社会革命，以彻底完成现代社会革命，未必不对。1949年真正可以称为第六次运动的革命，不也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吗？ 和毛泽东一样，晏阳初和梁漱溟不仅强烈地意识到了农村在中国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都要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建立成熟的中国现代文明。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终归失败，但这样一场独特的教育运动无论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还是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分析和思考，我们所能看到的将不只是仅仅十几年的农村教育实践，而是中国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实践的可能性。 在乡村建设派中，艾恺说梁漱溟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家”[2]。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梁漱溟严肃思考过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设想，更不意味着梁漱溟可以代表所有乡村建设派的思想倾向。晏阳初虽然不是梁漱溟那样的职业哲学学者，也没有那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但他无疑是乡村建设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定县等地的工作也是最系统、最成功的乡村建设实践之一。本文将简要对比梁漱溟和晏阳初关于平民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尝试思考乡村建设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场“政（政治）教（教育）合一”运动的。 一、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判断。 梁漱溟认为，相对于“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现代西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而要维持这样一个相当理性的社会秩序，则需要以士人为主体，从教化、礼俗、自力三个要点出发。[3]当这样一个礼俗社会面对具有强大的团体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洋文明时，就会陷入散乱、消极、和平、无力的状态，只可能接二连三地失败。这就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失败。而所有这些失败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缺乏科学技术，缺乏团体组织。[4] 不过，梁漱溟并不停留在这种现象的判断上。他虽然坦承中西文化在现实中的这种差异，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失败的直接原因，却并不认为中国人应该简单地学习这两点，而是指出，现实中的短处往往来自历史上的长处。他不同意把中国人的特点概括为“私、愚、贫、弱”这四大病。特别是自私这一点，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固有的特点，只是在面对西方团体精神攻势的时候，中国人因为和平惯了，不会斗争，所以变得自私起来，无法为国家的强大而奋斗。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理性传统。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进攻，中国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长处。[5] 正是因此，当社会改革者以破坏自己的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西方文明的进攻时，自救反而成了自坏，不但无法改变中国文化的被动局面，反而使自己愈加陷入崩溃的境地，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调，使得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两个特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面对这样的局面，以前的自救运动总是从建立现代国家入手，但国家又总是建立不起来，于是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无办法”。这是因为，第一，在重礼俗的传统中国，本来就不依靠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来维持，而是主张国家权力的消极无为，但现代国家的模式违背了历史的规律；第二，自从西洋思想进入中国之后，国人的思想变得极为复杂分歧，缺乏公共的信仰，无法统一，也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国家政权；第三，传统中国是职业分立的，因而没有阶级，但国家权力必须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没有阶级对抗，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第四，中国的社会秩序革命并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外力强迫导致的，所以社会改革的观念和社会事实严重不符；第五，因为中西文化的精神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所以无法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上。[6] 中国文化的失败和崩溃，尤其体现在乡村社会的败坏之中。为了救济乡村，帮助乡村自救，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现代文明的新社会结构，需要从乡村建设入手。一方面，要为中国文化引进它所缺乏的团体精神；但另一方面，必须依照中国文化原来的基础和逻辑进行，因此，不能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而要采取教育的方式，从农村入手，以中国文化的方式建立一套新礼俗。这是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7] 二、传统乡约的现代改造 由于对中国状况的这一判断以及相应的问题意识，梁漱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乡村建设计划，即改造古代乡约，创办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 中国人缺乏的是团体精神，但又不能通过西方的形式建立国家，所以就要以另外的方式培养中国的团体精神，因此就要以一种新的礼俗培养团体精神，即一种新伦理。因为中国从来都是集乡而为国的，所以要从乡村入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改造，就是传统乡约的一种现代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