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

      课程政策是什么、课程政策为什么是课程政策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它们是课程政策的事实分析所应当回答的。但在实际中，它们经常被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课程政策是“好”的或“理想”的课程政策？也就是说，人们更关心的是课程政策的价值问题，或者说它被落实在课程政策的价值上。它主要回答因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应优先考虑什么、赞成哪些行为、反对哪些行为等等问题。它的作用主要是阐明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选择，内容主要是提出并评价课程政策价值论点正确性的判断标准，中心问题是用什么标准证明课程政策行为的正确、有益或公正，着重研究的特殊东西是，“政策的价值含义、系统中价值的一致性……对明确价值观的可行性的限制；价值组合；价值对抗；价值观的加强和改变；以及进一步假定的价值内容。”（注：［美］R·M·克朗著、陈东威译.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商务印书馆.1985.7.1.35.）它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端正制定政策的思想，有效地解决政策中的价值冲突，调节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使政策能被其对象所认同。事实上，课程政策不仅牵涉到社会的进步及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且，它的各种存在和变动的历史，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反映，无论是集权型课程政策还是分权型课程政策，都表明了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和理想。“它们作为客观存在，是在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课程政策制定与实施。”（注：胡东芳.论“课程共有”——对中国特色课程政策模式的探索.教育研究.2002.8.）为什么政府在制定课程政策时选择这一类型课程政策（比如说中央集权型），而不选择另外一类型的课程政策（比如说地方分权型或学校自主决策型），反映的就是政府在课程政策方面的价值取向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对象是什么，而是为了实现课程的价值追求与目标。在课程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价值不仅体现着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因此，课程政策离不开一定的价值作为基础，课程政策研究也离不开价值研究。那么，什么是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课程政策研究是否应该涉入价值？有哪些因素制约着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如何合理地确认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并保证其完整、顺利地贯彻执行？本文将着重探讨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从而为指出一项“好”的或理想的课程政策应该具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为课程政策的规范性研究——“好”的或理想课程政策“应当是什么”打下基础。

      一、课程政策价值基础的理论探讨

      所谓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模式，它由一系列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构成；二是指价值取向模式赖以存在和确立的理论依据和假设。（注：劳凯声、刘复兴.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载袁振国主编者.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8.1.7-60.）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通常是由一系列层次不同的要素构成的，主要包括“政策理论、政策理想、意识形态、政策评价标准等。”（注：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9.1.485.）其中，政策理论和意识形态属于系统化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对政策具有根本性的价值指导作用。而政策理想则是“对政策体系和政策过程的期望和对未来发展的设计，是社会的定向因素和精神支柱，从而规定了政策动机、政策目标、政策方向和指导原则。……政策理想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下，往往转化为一些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政策行为。”（注：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9.1.485.）而这里所谓的信念大体上可分为政策原则方面的信念及政策理想方面的信念，前者确定了政策过程的原则和标准，也将制约和影响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而后者则是希望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能达到的一种期望的状态。显然，政策理想对课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直接的价值指导作用，它构成了课程政策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部分。政策评价标准则是建立在一定政策理论、意识形态、政策理想基础之上的衡量课程政策好坏的价值标准。

      在课程政策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观点能否成立？课程政策制定及其研究是否需要“价值涉入”？对于这一问题，曾有过两种对立的观点。回顾一下政策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价值中立”的观点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政策科学的奠基人H·D·拉斯韦尔认为政策科学的哲学基础建立在理性实证主义之上，政策分析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M·韦伯也以“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性”为特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这种倾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基础。然而，Y·德罗尔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引入价值因素，他认为政策科学应以探讨价值、价值协调、价值代价和信奉价值的行为为基本内容，帮助决策者对价值观念进行选择。这一思想经过20世纪60-80年代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价值涉入”已成为一种趋势。与这个趋势相适应，政策研究和分析的范式也由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向强调“价值涉入”的研究范式转变。有鉴于此，课程政策研究不仅应当而且可以涉入价值并进行价值分析。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不过是人们在比较、鉴别、协调、平衡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政策活动本质上是决策主体的一种主动的价值选择活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价值不仅体现着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它意味着价值理性对于工具理性的优先性。此外，政策制定作为一种追求目标的方式，它不同于规范的途径，也不同于“有效性”的途径。在这两者中，前者往往为政策制定规定特别的价值观；而后者则在假设目标既定的前提下，专心于取得较理想的结果，尽可能地扩大利益与成本的比值。目前尤为缺乏的正是不同于前两者的一种“关于价值追求的哲学”，以作为政策制定的各种途径、方法和技术的基础，并可以给现实可行的未来蓝图设计这一关键性工作提供富于启发性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