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教育学特征的变迁 作为哲学的教育学 西方教育史的知识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那时候，教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研究教育问题时运用了许多哲学知识。在其最著名的教育代表作《理想国》中，他论述了公民教育。用现在的话说，他关注了课程的问题，探讨了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能力以及如何通过教育获得这些能力，这本书反映了柏拉图公民培养的方案和理想。他的另一代表作是《美诺》，一本对话集，主要通过对话探讨一个很古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似非而可能是的隽语来表述：一个人要学知识得先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要学什么了，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要学什么，他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学会了，因为这是不可能被认识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都不可能学到知识。最后，通过苏格拉底引入的一种特别的教学方法——产婆术，对话才成为帮助学生学习的一种方式。 从哲学层面研究教育问题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教育家，他们对教育的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当然他们也是哲学家，如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育学等同于教育哲学，教育学的特征也是由哲学决定的。在这期间，教育学更多地运用哲学的方法，即理论思维与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 教育学脱离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变迁 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西方国家中一股研究教育学的热潮逐渐兴起，一些大学里开始出现教育学讲座和讲座教授的职位。瑞典的一些大学也出现了设立教育学讲座教授的做法，这与欧洲传统的发展基本吻合。在大学设立教育学教授的动力来自为教师教育建立科学基础的需要。教育学被认为是教师的专业课之一。在瑞典，教育学课程最早于1784年设立于乌普萨拉大学，时间为1784年至1809年；在伦德大学是从1802年至1820年。但人们对教育学的热情并不持久，到1820年以后，由于启蒙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另一种思潮，即“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又在欧洲兴起。人们对教育学的热情减退，教育学又从大学中消失了。 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大学里才重新出现研究教育学的热情。虽然这次也是由哲学家推动的，但是动力源在很大意义上是来自于心理科学的发展。德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引入这种新的心理学的哲学家大多有唯心主义—理性主义的背景，但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的知识背景却不同。新的心理学的预设更倾向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不久，他们发现旧的哲学与新的心理学发生了某些冲突。 此时，教育学是作为心理学的附属学科，并仅仅被视为对心理学知识的运用。教育学只是一种实践领域，而不是研究领域。教育学仍然是哲学的分支，许多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仍然在哲学系进行。 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或者说作为心理学科的存在 在瑞典，教育学成为大学里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瑞典第一批教育学讲座教授的学生很快摆脱了唯心主义—理性主义的旧哲学，因为它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不一致。他们认为前一种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遗留物，是科学研究应该予以废弃的。他们还认为有可能存在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能够脱离所有价值论的哲学预设。这就导致了教育学和哲学的分离。教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这种心理学和实证主义的特性。 瑞典第一个教育学教授职位于1908年设于乌普萨拉大学。哈默(Bertil Hammer)于1910年被任命为第一位教育学讲座教授。然而，与这一时期的其他人不同，他并没有继续坚持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而是宣传人文主义的教育学。他既不认为教育学应该脱离哲学，也不认为教育学应该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他在就职典礼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其中将教育学分成三个分支： 1.尽可能地根据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确定教育学的目标。这也是哲学教育学或者说目的论的教育学的任务； 2.教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更关注作为个体的人，换句话说，更关注决定儿童发展的生理和心理的条件：个体教育学或者心理教育学； 3.将教育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在这种社会现象中展示出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社会教育学（包括历史教育学）。 瑞典第二个教育学教授职位于1912年在伦德大学设立。这次教育学讲座的名称为“心理学与教育学”，也叫作“教育学”。讲座的主持人赫林(Herrlin)充分利用了他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背景。第三个教授职位于1913年设置在哥德堡大学。这个讲座的名称为“哲学与教育学”，但讲座主持人并不强调教育学的哲学色彩，反映的仍然是其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和心理学的特征。1934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置教授职位时已经正式定名为心理学与教育学，这就是第四个教育学教授职位，由凯茨(Katz)担任。在哈默于1929年去世时，乌普萨拉大学将教育学讲座更名为心理学与教育学，尔后哥德堡大学的教育学讲座也更名为心理学与教育学。这样几所大学之间就统一了名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特别是在瑞典，教育学讲座又进一步分化。心理学和教育学讲座教授面临选择，或者设立心理学讲座，或者设立教育学讲座，二者只能选其一。乌普萨拉大学的主讲教授安德博格(Rudolf Anderberg)在面临这样的二选一时选择了心理学。当凯茨于1951年退休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心理学和教育学讲座也面临分化。在伦德大学，塞格维德(Herman Siegvald)于1955年作了和安德博格同样的选择。在哥德堡大学，埃尔姆格伦(John Elmgren)于1956年也选择了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