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2)04-0084-04 知识经济迫切需要农民知识化，需要农民接受更多更高更好的教育，搞清农民对待教育的心理心态，选择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当代农民如何看待知识与教育，是积极有为、自觉追求，还是消极无为、自发等待？是热切希望、不懈追寻还是麻木不仁、漠然视之？下面将根据我们对河北省石家庄、邢台、邯郸、张家口、承德、保定、唐山、沧州、衡水9市34县127所中学，150名处于农村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所做的“关于农民教育问题”的问卷调查，从心理、教育、经济和社会多方面进行综合的定性考察分析。 （一）心理因素分析 当代农村社会，虽然社会主义的法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等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但不可否认，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还有风俗、习惯、成见、传统力量、人格魅力等自发的社会心理。农民的教育观念和行为也根深蒂固地受着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表现在：他们自发地把教育子女有方、子女能考上大学的家庭当作榜样，把文化当作道德的化身，把道德作为人格魅力的表现，把有科学技术者视为农村的骄傲。因此，渴望教育、追求知识、敬仰道德、崇尚科技是广大农民自发的心理心态。 任何社会心理的产生都有深刻的社会存在基础，农民对教育的自发追求也同样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休养生息、劳作耕耘在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他们勤劳、朴实、善良又愚昧、无知、迷信，他们最苦最累而社会地位最低，千百年来改变这种先天的命运成为每个农民梦萦魂绕的心愿和追求。由于受血缘地缘交往范围的限制，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要改变这种地位，根本途径只能是教育。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的推行，农村教育一方面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冲击，尽管如此，广大农民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个人前途、家庭命运的心态并没有改变。在他们的心中，上大学、考研究生是子女有出息的表现，是父母的骄傲，是家庭的荣耀。 （二）经济因素分析 广大农民追求教育的朴素且普遍的心理动机，在与家庭经济状况相联系时变得扑朔迷离。调查显示，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家庭才考虑把子女培养到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中等的大多考虑培养到高中或大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考虑培养到初中；只有极少数家长表示：无论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将把子女培养到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可见，农民追求教育的心理受经济状况影响极大。一般来说，受教育年数、受教育程度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经济条件好，农民可能会让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否则正相反。 农民追求教育的朴素的自发心理在巨额的教育投资面前逆反背转。当前，我国的教育周期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共22年的完全教育周期。若按7岁入学计算，完成一个教育周期需29年。如果一个农民把子女培养成略有文化的初中生需进行16年的投资。据北京市1986年搞的：新增人口从出生到16岁抚育费用调查[1]表明：农村每新增一人，从0岁到16岁，共需费用10520元，其中社会投资1509元，家庭投资9011元。如果按现在的物价指数是1986年的10倍来推算，现在农村家庭把一个子女培养到16岁需90110元。如果培养到高中到少10万，如果培养到大学以上当然会更多。加之农村大多数的家庭有两个以上子女，如果都培养到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所需费用可想而知。因此，当我们问及你对子女上大学的费用能否承受时，只有两种选择：绝大多数认为不能承受，极少数认为勉强能承受。可见，教育周期延长，教育费用提高，使农民追求教育的自发心理受到压抑，他们望学费生畏，望学校兴叹。 农民追求教育的朴素自发心理在收益回报微小的情况下，进一步弱化淡化。农村家庭既是生活单位更是生产单位，农民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因而在把有限的收入进行投资时必然考虑收益回报，必然要把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与其他投资反复比较权衡，选出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项目。按照前述农民家庭子女抚养费用支出情况，一个农民家庭把子女培养到初高中水平至少需9-10万元，这些投资将在什么时候产生收益呢？由于在校所学内容与农业生产的直接关系不大，农村学生即使被高中毕业还是一名既不会务农又无一技之长；既无职业保证又无稳定收入的人，自身的生存发展都面临一系列问题，不可能对家庭有多大经济贡献。如果把子女培养到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需支付10-20万元的话，按照现行大中专毕业生工资待遇，短期内对家庭投资的回报也是微小的。在这样一个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对比中，农民对教育的追求逐步弱化淡化，有的甚至麻木不仁。调查中，当我们问及“你认为为什么许多农民的子女不上高中或大学”时，几乎回答一致：考不上，考上也上不起。 通过调查显示，教育投资并非农民家庭的首选项目。由于教育投资大、见效慢、回报小，且由于教育投资是高层次的发展投资，因此它不是农民家庭的首选投资。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满足了低级需要才能产生高级需求。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教育消费对他们仍是发展消费而不是生活生存消费。对广大农民家庭来说，父母一生辛劳，不得不履行的义务是“儿成女就”即儿女各自成家，开始新一轮的人口再生产。一个农民家庭可以不投资教育，但不能不积攒婚嫁费用。一个农民家庭可以有子女辍学、停学、失学，这不受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责备，但一个农民家庭若有儿女没有成家婚配，必然受到社会舆论和自我良心的谴责。因此，婚嫁费用才成为首选消费。而婚嫁费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涨，也抑制了教育消费需求。农民认为与其把巨额投资不一定能变成现实收益的教育，不如攒钱盖房子、积嫁妆、娶媳嫁女更现实。于是出现了辍学、停学、失学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