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成败，既取决于理论的合理性，又取决于实践的可行性。现代社会较之于传统社会，社会变革更为广泛、深入和持久。深受社会制约与影响的教育，实现与社会变革适应性的转变也是一个必然趋势。为此，20年来，无论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教育实践改革方面，我们都作出了许多的不懈努力。批判旧教育，勾画新蓝图，新思想、新精神、新目标、新方法层出迭起，显示了教育理论探索的丰富多彩与研究者社会责任感的殷切。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改革也在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表现出实践领域对教育思想的积极支持和对教育变革的积极参与。在较为广泛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历史背景里来看我国近十几、二十年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探索基本上是健康的，二者的关系也表现出整体的同步与和谐。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坐标上，二者各自的发展轨迹和关系状态却并不总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有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问题，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障碍。 一、理论研究的问题 20年来，从教育是什么到教育能怎样、教育要怎样，教育理论探索应和着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出现了大家渴望已久的“争鸣”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充分显示了教育理论建设的繁荣，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理论从单一到丰富，从多元到基本上达到共识，如此循环前进，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进程；多元的理论经过时间的整合和实践的检验，其可行性因素被实践吸收和利用，实现理论推动实践前进的最终目的，是理论和实践发生关系的正常方式。理论健康的繁荣是实践得以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长期的一元化反而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这在历史上得到过不止一次的证明。在这里，我们所担心的不是理论研究真正的多元和丰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需要解决但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如多元教育理论的整合问题，理论研究的“高格调”，以及不负责任“创新”理论的研究风气等。 （一）理论的整合问题 理论探讨从一统化到出现差异、多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过于突出并强调多元性、独特性，又使人忽视了共同性的东西。我们办教育，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毕竟还是要依赖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差异中寻找到共性，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但“变”和“变的稳定性”（我们面临的虽然是剧烈、迅速、广泛的社会变革时期，但却不是社会非连续的突变，其中有规律可寻，而且也是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认识其中的规律性）即是我们认识统一的基础。同样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同样的政治环境，又面对相同的教育问题，经过见仁见智的争鸣和各抒己见，存异求同，努力去确定指导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精神，寻找现实教育实践前进的正确途径，是可能的、必然的，而且这也是理论研究的正确态度和最基本的追求。 从另一个角度讲，理论的整合也是理论本身发展趋于成熟的表现，是理论广泛争鸣后的必然结果。由于一般理论者自身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在理论建设过程中往往着眼于事物全体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某一环节。虽然这种个体的局部探讨是一个必然和合理的过程，有利于理论的深化，且从整体上讲许多个体的片面构成了事物的全局，但是，如果缺少整合的环节，丰富的理论个别将仅仅是零散的“珍珠”，形不成有机串联的美丽的“项链”，理论的发展也将无法超越“零打碎敲”的局面，实践的改革也无法从整体上进行。 当然，理论的整合需要条件和过程，比如多元理论的成熟性，理论者的理论整合意识和理论整合能力，实践领域的需求等，但是，经过20年的探索和求证，以及对历史上成败之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应该说已经具备了理论整合的一些基本条件。统一认识，确认一套相对系统、合理、实用的教育理论体系，至少早已是我国教育实践的迫切需要。多元与统一，只能从相对意义上讲，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争鸣角度，差异可能具有绝对的价值，但从一个国家、民族全局的教育事业现实的发展角度，统一是其基础。教育实践在不确定、不稳定的理论更迭中疲于应付、无所适从或者盲从的局面已经持续得太久，为此我们已经付出过多的代价。假如说理论整合这项工作到目前还没有做或还没有做得足够好的话，其中有“不能”的因素，也更有“不为”的原因。 （二）理论的“高格调”问题 教育理论的“高格调”是针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而言，它或者表现为形式的“阳春白雪”，把浅显的或深奥的问题“贵族化”，一副故意让人不明白、不理解以至拒人千里的样子，其结果当然是“和寡”；或者表现为教育理论研究缺少层次性，一般的、抽象的、概括性的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经验之间缺少沟通过渡的桥梁和纽带，理论的理想无法在现实的土地上着陆。比如，“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没有任何人会反对这种教育行为目标，但是什么是“创新”？会“创新”的人有怎样的行为特征？又怎样去培养？教学语言要具有“教育性”，具体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课应该怎样去体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如何建立？光有理念、态度上对学生的尊重和民主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充分条件吗？一般理论缺少通往实践的中介，就不可能被实践掌握，不论理论是多么完备。如果说第一种“格调”是对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故弄玄虚、不负责任的话，那么后者则暴露了理论建设中缺乏合理的结构和层次缺陷（不是基本理论自身的缺陷，不能把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归咎于理论的抽象和概括，更不能为适应实践而牺牲理论自身超越的品性，把理论研究统统变成“操作手册”操作）。（注：相关教育理论形态及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主要参见叶澜著：《教育研究及其方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教育研究及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张应强：《教育中介论——关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的认识》，载《教育理论与实验》1999年第2期。宋秋前：《行动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性中介》，载《教育研究》2000年第7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