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2)01-0051-04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所描述的是工农结合、城乡合作、政治经济教育相应发展的理想社会之情景，这幅情景是按照他“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的“沟通调和”之设想而构筑起来的，它既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长处，又以中国的伦理社会和儒家“人生态度”为本位，以实现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统一。同时，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对重建中国新的社会所作的具体设计，则是在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条件下，重整乡村组织，走政教合一的道路。 一 梁漱溟认为，所谓“政教合一”的“政”，即政治，是指人类社会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生活。比如国家就是社会团体生活之一，不过它不是平常的团体生活，而是具有最高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生活，即它一面能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一面又能予我们的生命以制裁。这个团体里边的事情即为政治。所谓“政教合一”的“教”，是指教化，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人心向上。据此，梁漱溟给政教合一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作，这就叫作政教合一。”[1]在梁漱溟看来，政教合一是针对政教分离而言的。所谓政教分离，是指由于西洋到了近代，要求树立个人的自由，保障个人的自由，反对团体对个人的自由的过分干涉。而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将从对个人消极的不干涉转变到积极要求团体帮助人生向上，等到团体帮助个人往人生向上作工夫的时候，就是政教合一。梁漱溟认为，中国往前要走的路只能是乡村建设的路。而乡村建设最先遇上的就是政教合一的问题，而政教合一的首要问题就是乡约。乡约一面是自治，建立将来最有力量的国家团体的组织；一面是走教化的路子，在团体帮助个人向上的方面作工夫。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乡村，不组织团体则已，如组织团体则单从为解决事实问题以满足欲望是不行的，必须从个人要求团体在人生向上的方面去帮助和团结他人才能成功。换言之，单从自卫、自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来组织团体都不会有真的成功或好的希望，只有从较真的动机、较深的意义、较高的要求——人生向上出发，才能组成中国人的团体组织。并且中国人团体生活的成功是以自觉的、思维的、理性的要求组织为前提的，不是被胁迫强制所致；同时，团体秩序的维持，亦不能不靠理性，而依靠理性就非走教化的路不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政教之所以不能分离而只能合一的真义所在了。 在梁漱溟看来，政教合一之所以合理与可能，是因为人生向上和人的生活完全不能分开。如考虑生活而不注意人生向上，单考虑吃饭而不考虑饭吃得对与不对，生活与向上完全分成两截，实为不通之论。所以政教分离，单单照顾人的生活，而不问人的生活有无意义是不对的；单单为谋个人的方便而消极地要求不受团体的干涉亦是不对的。基于此，梁漱溟预言：“将来社会进步之后，人类会有一更积极的要求，要求团体帮助自己的人生向上，那时人生向上不再是你的事或我的事，而是团体大家的事，由社会来帮助策勉，共趋于人生向上之途，这才是政教合一的真义。”[1] 那么，为什么将来世界要趋于合一？关键何在？梁漱溟认为，随着知识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将由零碎的不联贯的状态向越来越连贯、越来越组织化的趋势转变，把从前个人的范围打破，直至共同生活的社会化。到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社会将发生极大的变化，即人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团体组织来对付自然。在他看来，当人类各自为谋时，生计问题占据其头脑，无暇他顾；而当人类组成社会化的团体后，则个人都有相当的空闲来作思想的工夫。如此则一整个的脑筋要如何便如何，有了一个总的安排，人心就都有空闲来思考。但是，思索什么则成了一个麻烦的问题，要费事筹措如何才能使其心思活动有归着而顺理便又是一麻烦问题。从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出政教合一的必要，看出社会当给予人类生活一个总的安排，人类的心思活动也须得到一个总安排。这意思是说，要使心思活动顺着理性的出路来走，既于其生活方面理出出路来，又于其精神方面理出出路来，而这一切全靠理性的教育才能做到。 同时，梁漱溟认为，现在的人类由于生活问题的压迫而不容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必然会产生探讨怎样生活才算对，人生怎样才有意义和价值等问题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超生存的更高要求。当前，人类整个的要求是天天朝着组织化的方向发展，要求社会给个人一个帮助，这就是教。梁漱溟认为：“人生最大事情，即创造自己。社会应帮助人去创造自己，形成一个教育的环境，启发并鼓励个人的前进。”[1]这个教，既非古代国家之教育，也不是现在的教育，而是要求社会给个人以积极的帮助。这个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而且是一个更高的教育的帮助。这就是政教必趋于合一的涵义。 当然，教育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梁漱溟认为，现在的秩序是从计较心来的秩序，很显然是表面的，并不能根本转换人心。这也不是对人的态度，而是对物的态度，因为它没有要求人心的同意与同情，只是要求其身体对于社会事业的合理，只能成为一种机械的秩序。这种秩序在从前是适合的，因为以前的人是各自为谋。而现在的生活要求协同共谋，人与人之间需要一种融洽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与个人本位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只有消除个人本位，才能有真正的社会秩序。同时，这种社会秩序不能靠法律制裁来维持，而只能从人的性情上来培养，使其离开自私的心理，逐渐形成一个远大的共同的要求，这就是教育的功夫。在梁漱溟看来，现代普通的教育都没有这种功能，只有中国的礼乐才是有效的教育。礼乐予人以柔软的、自然的影响，使人养成公共的生活习惯，形成最好的秩序，从而代替了强制的法律，也代替了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