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中央集权化与教育质量

——欧洲学制现代化路径、策略和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柴特勒(Peter Zedler)/德国埃尔富特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作者授权译成中文并发表。

原文出处:
全球教育展望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在学制现代化路径和策略方面一个共同倾向,即学术管理“非中央集权化”。这一变化导致了学校与课程对社会发展更迅速、更灵活的适应性,但也带来了同各校教学产品质量统一的冲突等问题。文章指出影响学校与课程质量的根本因素,及提高学校与课程质量的可行性措施。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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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当前公众对中小学和大学的意见,毫无疑问都认为,中小学和大学需要改革。学术专家、经济界代表、家长和政治决策者都一致认为,中小学和大学不能胜任从各种利益集团角度提出的要求和愿望。对中小学和大学各种批评千差万别,但各种利益集团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教育制度正处在失去同社会发展和国际发展相联系的危险之中。

      对中小学和大学的批评没有什么异常之处。正像天要刮风一样,对学校的批评也一直伴随着学校的发展而产生,因此通常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深入的改革,比如学校组织的法规基础或课程、教师培训等改革是相当罕见的。当前的讨论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随着批评出现了一系列使中小学和大学适应未来的纲领和策略。不仅值得一提,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纲领和策略目前几乎在所有东西欧国家可以找到。这之所以令人惊奇,是因为关于中小学和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公众讨论像教育决策一样在欧洲至今虽没有联网,此外各国教育制度千差万别,而他们的纲领和策略却如此相似。我想介绍两个核心策略,它们不但在德国学制现代化中,而且也在其他东西欧国家学制现代化中起着指导作用。

      一、非中央集权化和自主权

      学校现代化的第一个努力方向是决策权的非中央集权化。无论是地区和地方决策者还是教育机构本身,都在学校和课程设置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决策权的扩大延伸到了对学校和课程设置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一切领域。这方面包括使用和分配经费的决定权、对人员选拔和招聘的决定权、乃至对学校类型和各轨学校课程的决定权。这些决定权达到什么程度和地方决策者及各校决策者的权限如何,这两方面在各欧洲国家情况迥然不同,而在各国家内各地方也有所差异。

      举例说,在德国大多数州各校有教学组织权、重点课程设置权、确定教师岗位和制订拨款预算权。直到90年代中期,教师由地区教育当局分配给各校,而现在学校教师委员会第一次取得了提出教师岗位空缺和可以从一批求职者中选拔的权力。过去各类型学校严格规定各年级必须开设什么课程,占多少课时,而现在各校在10-15%课程设置范围内可以自行决定重点放在哪里。特殊教育目标的确定(在学校法规范围内)和所谓周课时表,即各学科课时的分配,情况也同样如此。同时各校在年级和班级大小方面、在日常支出方面以及组织教师进修方面,各校的决定权也有了扩展。德国学校在与教师签订工作合同、聘任校长、确定由学校提供教育途径等方面没有决定权,这与英国、荷兰和波兰有差别。无论与教师鉴订协议还是确定学校类型都由社区和区县按德国16个州的总规定决定,这些州共同协商制定了部分总规定。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非中央集权化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变化较小。无论决策权的扩展、学校设置比重,还是取得某种学校毕业资格的年龄比率和成绩要求都没有变化。这在法国也差不多。虽然在巴黎的教育部把一系列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当局,但地方决策者仍然和过去一样受监督,其决策范围由总规定限制。与此相反,英国、荷兰各校拥有的决策权异常之大而广,而东欧各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的地方当局的决策权异常大。特别在东欧各国过去5年中的非中央集权化导致了整个学校教育制度的巨大变化和与传统的决裂。举一些例子说,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设置学校、与教师签订工作合同、聘任校长已委托地方当局决定。在课程构建方面,学校决定范围比英国更大。比如罗马尼亚可以自己决定30-50%课程,波兰和匈牙利有20%开设新型学校的权力(职业技术高中、技术中学)。此外,在波兰伴随着非中央集权化产生了学校私立化,所有中学的40%变成了私立学校。

      非中央集权化的起因是什么,结果如何?起因在东西欧是不同的。而当前可观察到和讨论到的结果也同样是不同的。在东欧各国(包括东德),“所谓转轨”和政治制度及政权结构的解体引起了人们对中央计划的强烈反感。国家将作出退让,以有利于公民具有更大自由活动范围,并更多地让位于“市场”或自己组织。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家所要求的这种退让,是伴随着国家财政危机而作出的。由于看到了国家潜在的财政危机,国家把维持中小学和大学的经费转交给了地方当局。而这反过来使地方当局对学校设置的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所有西欧各国起因不是国家的财政困境,而是导致非中央集权化的中央国家改革计划的经验教训。在所有西欧各国70-80年代取得的经验教训是,通过中央国制订改革计划来控制学校发展的作用不太好。改革计划或者因为在制订时发生政治冲突而失败,或者因为在实施改革计划时必须达成妥协而失败;或者付之实施拖得很长,以致计划在执行前已经过时了。一般而言,经验是,中央国家的改革计划,如果要卓有成效的话,需要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官僚主义的核查上。这一经验的结果是,必须用另外形式来控制学校发展,以使它们能更好和更快地考虑对学校和教育改变着的要求。鉴于这一事实,即中央国家教育改革计划常常因地区差别而失败,很清楚,必须吃一堑长一智,并把改革责任通过决策委托转交给地方决策者。在德国,非中央集权化的策略得到了教育学论证。早在80年代初许多教师和学校抱怨,学生从其生活世界为教学带来的认知条件和动机差别越来越大,同一类型的学校所在地之间的学生表明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差别部分大到不再可以用内部分组教学来弥补了,而只能通过使教学目标和内容适应每个学生才行。否则有使教学对学生走过场的危险,使课程设置失去其教育效果的危险。因此要求给各校在教学组织上和课程上更大的自由空间。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达到使学校卓有成效,就是说,使尽可能多的学生达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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