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从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一书的问世算起，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作品的传播则更早）。其间出版了多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译文集和研究著作，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目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中国学术界仍颇为热闹，而且已跨越译介的阶段而进入中国问题研究，“后现代主义”也已超出开始时的文学界而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支配性范畴之一。 国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是在缺乏基本的对话可能性基础上进行的，参与的各方差不多是在那里自说自话。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无论作为认知范畴还是作为价值取向都相去甚远，评价当然也就难以一致。但大致说来，在讨论各方中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种倾向：1.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分析范畴可以恰当地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其潜预设是：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是充分地后现代主义的），作为价值取向则体现了对话主义与多元主义；2.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分析范畴根本不适合于中国问题研究，它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作为价值取向它等于虚无主义；3.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分析范畴可以有限定地用于中国问题分析，而作为价值取向它也存在着两面性。 我是比较赞成第三种取向的。我以为第一、二种倾向都把后现代主义（无论作为分析范畴还是作为价值取向）及中国的文化现状简单化了。“后现代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当代的分析范畴，与中国的现实文化状况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错位，中国文化在当代呈现出空前的混杂性、拼贴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只是其中之一。这样，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及理论的鉴别与吸收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殊语境出发，认识到：1.对于当今中国这种“杂交”的文化，后现代主义这一分析范畴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夸大这种适用性无疑是对“后现代主义”概念与中国文化现状的双重误读。一方面，被极大地“中国化”了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已不是西方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先在心中横梗一后现代主义的偏见，不断强化这一偏见以至于一叶障目，那么，他所见到的中国就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人为地制造的后现代的“中国”，他甚至提不出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因为很显然，没有先在的一套话语系统与学理构架，就无从提问；而如果这种先在的话语系统与学理构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相去太远，那么，所提出的问题就只能是伪问题。目前学界在这种伪问题上作文章者大有人在；2.后现代（主义）又的确是当今中国诸多文化分支中的一支，如果完全否定当今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那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范畴又有一定的适用性。这样，完全排斥或全盘搬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都是不可取的，理智的态度是有条件有限度地使用这一概念，并使之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出发寻找适合的分析构架而不是从僵固的理论构架出发制造问题、宰割现实，这应当是目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价值取向上看，我以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双面性，它是有力的消解手段与批判武器，怀疑一切原则与中心；同时也可能滑向一种嬉皮士式的游戏一切的“潇洒”，在无限度的自由背后是真正的自由的丧失。联系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在文化、话语领域的放荡不羁、无限度主体扩张，恰好与现实政治与生活领域中集权主义的强化同时出现，与一种新的统治方式——技术专制主义、传媒霸权主义同时出现。后现代主义既体现了现代人对这种新的统治的激烈的发泄反抗，也包含了发泄反抗后的妥协。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这种反抗“现在不再使任何人感到震惊，不仅被非常满意地接受下来，而且还使自身成为制度化的，与西方社会的官方文化结合起来。”（《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可见，在后现代的激进主义中的确含有无可奈何的妥协，这是不能不警惕的。即使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大众文化中，也不难发现这种集反抗与妥协于一身的品格。 二 在考察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时，还必须看到它在中国的特殊接受语境中可能发生的变形。实际上，在许多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范畴与学理构架分析中国文化的文本中，所谓的“后现代”已经蜕变为另一种专制主义权力话语，表现出与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霸气”和唯我独尊的一元主义排他性。在这些批评家那里，后现代主义成了争夺话语权的工具，他们捧出“后现代”这一武器，只是因为它新鲜时髦，而在一个唯新是从的商业化时代，新鲜时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于是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争“后”恐“先”、唯“后”是追的媚“后”心态，作家、艺术家以“后”为荣，争相进入“后”的行列，对“后”这一前缀的任意使用终至“后”的泛滥成灾。现在的中国批评界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只有后现代主义话语才是最先锋的话语，而只有最先锋的话语才是最有权力的话语。在当前学术界颇为时髦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中，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话语＼权力运作机制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人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学理构架与价值取向检视与批判从五四到80年代以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启蒙工程。应该说，检视乃至批判五四与80年代的文化启蒙不但合理而且必要，而后现代主义也有资格成为可资利用的检视角度之一。但值得指出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或者说这种反思与批判本身也是经得起再反思与再批判的，而决不能是独断的、专制的、排他的、唯我是从的。遗憾的是，当前许多以后现代主义为武器对现代性文化启蒙的激烈排斥，正好是建立在另一种新的独断论、一元论和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即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许多论者在揭露、批判现代性话语所隐含的现代＼传统、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同样僵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与独断论立场，而这，恰好是后现代精神的反面。事实上，在中国变了形的后现代主义，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与价值取向上与其说是后现代的，不如说是现代的甚至前现代的。如上面提到的二元对立就表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论者在对时间的看法上与五四时期信奉现代主义的启蒙一代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一方面，把时间的未来之维加以神化、注入价值，使未来本身被不容置疑地合法化，成为自明的价值。另一方面，过去在这种时间的神话中被贬值，成为同样是不证自明的伪价值。新与旧的二元对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被用于社会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涉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几乎所有方面。有意思的是，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论者在批判五四激进反传统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时，不无深刻地指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偏颇及西方中心主义，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比现代主义更新的因而也是更有权力的话语来追逐的，从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悖论，也丧失了后现代主义的宽容精神。利奥塔指出：“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见《世界文学》编辑部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8页）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弗兰克也认为：“新结构主义者的结构不再有明晰的边界，它是开放的，有无数的变化和转换的方式，它放弃了任何对具体的‘话语事件’进行统治的野心。”（弗兰克：《正在来到的上帝》，同上书，第88页）总之，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普适的逻辑、公式、规律和原则来说明和统治世界，它强调开放性、丰富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它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使异己的事物屈服于自己意志的霸权野心；它尊重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