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I207.409 作为中国小说的历史源头，中国神话在向后世叙事文学和小说艺术发展、逼近时，因其深刻的“历史化”、卑践的附庸地位和旷日持久的审美歧视，有一个曲折、漫长、复杂以至遭致埋湮的过程。承认这个过程即承认中国小说的历史空白，并分析造成这一空白历史的、文化的、学理的内在联系，以及科学地判定中国小说观念的觉醒和提出中国小说成立的标准，对于准确撰写中国小说史和研究小说观念、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神话的历史化与“小说”文体的消歇 神话的“历史化”一般是指对产生于原始思维条件下的神话做出一种文明时代的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和把握。凡经历神话思维阶段、有原始神话传统的民族，都不同程度对神话做过历史性的解释。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程度却十分深刻、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正教对中国神话不仅仅只做了历史化的解释，而且直接深入神话本身，将其推演、改造成一成不变的古史传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综合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见解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数，不欲信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这就是说，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最早应追溯到先秦孔学，儒家学说是中国神话“历史化”的思想渊源。其实，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起始远在先秦儒学之前。构成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历史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宗教意识的弱化和衰微，二是中国文化伦理意识的强化和发展。前者构成神话“历史化”的契机，后者构成神话“历史化”的核心，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神话的“历史化”进程。 殷商文化是上古时代中国的第一代文明。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殷商文化具有鲜明的自发性特征，其宗教意识虽比其他古代民族薄弱，但就中国宗教的纵向比较而言，却是一个相对独立、鼎盛发展的阶段。殷人十分重视祭祀，巫术活动和巫术仪式是殷代文化的基本层面和主要表现形式。殷人的重巫文化有其古老的神权统治的传统，对宇宙至上神和始祖神的崇拜带有原始的自然崇拜的特点，具有浓厚的神权意识和神秘性质。按说殷人的宗教文化无损于神话的原始样态，神话到殷人时代，应当保留鲜明的古朴风格和故事样态，但由于政治的嬗变更替和宗教延续的短暂，使得中国神话的流传在政治变更的强大压力下，有不堪为继甚至嘎然而止的迹象。尤为关键的是，殷人的“重巫文化”因其自发性导致的创造力的相对有限，并未形成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的文化构架，加之宗教神话意识的主体性不够强烈，致使殷人缺乏属于自己的宗教经典；特别是殷人使用汉字的形式极为繁琐（如甲骨文和金文），不利于神话故事原始样态的记录，从而从时间上延误了原始神话的归纳和整理。殷商时代原始神话的文字记录的旁落，不独是神话“艺术化”或“小说化”的初始夭折，而且使随后时代神话的“历史化”因缺乏对立与抗衡而独领风骚。这一点，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虽然不曾顾及，却是中国叙事文学不够发达、中国小说观念晚迟觉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肇始于政治嬗变和文化的更迭，即周人入主中原以及广泛推行的宗教改造运动。周人灭商之后，文化工具有一度仍掌握在殷商贵族祭司手中，而众多殷人自视“帝”之嫡传，自觉比属于小国、属国的周人高出一等，在情感和心理上并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为巩固政权计，周初统治者执政伊始便对殷商的宗教文化体系进行了改革。周人首先用“天命”观念去融汇、改造殷人崇拜宇宙至上神和始祖神的宗教思想，所谓文王受天命替代商纣称王，概出于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的是慎罚、节俭、有“圣德”的裕民政治，从而用道德继承法则改变了殷人的血统继承法则，把宗教、政治、道德紧密结合，组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礼仪方面，周人更看重“人事”而轻薄“神事”。周初统治者这种轻宗教，重道德，轻祭祀，重礼教的文化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击碎了殷人的宗教信仰和复辟之梦，完成了对殷人宗教文化体系的全面革新。其结果是，随着宗教文化的政治化，原始神话来不及形成完整的神系和故事系列，便经淘汰、筛选、整合，并融入伦理化、政治化的古史传说体系之中。与此相照应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形：从西周到东周，中国社会虽已具备产生经典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但由于“天命”观念的主宰，堪称经典的著作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神话“圣书”；它们记载“历史化”了的“古史传说”，那些未能融进古史传说的神话，则自然不在记录之列，只能简单、零散地杂糅在《山海经》这样的“古之巫书”之中。 春秋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也是一个怀疑与觉醒的启蒙时代，其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封建性因素的孕育、增长，导致新潮迭起，新的思想层出不穷。这些思想集中表现为对西周时期“天”和“天命”范畴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是零碎地、一点一滴地进行的，它只能从理性出发，逐渐剥掉西周天命神学的幻想形式，一步一步演化并逼近属于哲学意味的范畴。春秋时期天神观念的变化和淡化，上承西周宗教改革，下启战国道德思想体系，显然只能促进神话的历史化而不利神话的自由发展，因此宗教经典或神话总集在春秋时代一样不可能产生，所谓孔子和儒家学派对“经典”的“篡改”，自然也不包括宗教内容或神话内容。至于《论语·述而》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则不能说明孔子及其创立的儒教“不欲信鬼神”，并导致了神话人物的“历史化”。因为在儒家学派出现之前，神话人物的历史化已成为中国神话的演变主流。不仅如此，比起春秋前期诸多学派对西周“天”和“天命”范畴的改造，孔子恰恰采取了倒退和复旧的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当然，孔子既承认天命，认为天命不可违拒，又认为天意要通过人事活动去体察。孔子的中庸思想和对鬼神的“不可知论”，说明其“不语怪、力、乱、神”，既不是神话“历史化”的契机，也不是神话“历史化”的“催化”；其天命鬼神观念的“中庸”和儒家学说的文化正统地位，在于使神话“历史化”的趋势得到了稳定和巩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中国，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2页。）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抵抗宗教意识和宗教生存的力量无疑是巨大、久远的。更何况西佛东渐并被改造为中国式的“禅宗”以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进程早已结束；作为小说的原始神话故事，其审美属性和文体传统也衰竭几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