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九五年二月号和八月号分别发表了“‘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和“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两篇短文，得到海内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同行慷慨而坦率的指教。比较而言，的确批评的意见多，赞同的少一些。批评督促我思考，弥足珍贵。 该刊在国内不易见到。《花城》的编辑林宋瑜小姐建议重写一文，在更广的范围内征求批评。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此，我先向最先组织这场讨论的《二十一世纪》编辑刘青峰女士致谢。下面的文字，某些段落重述了《二十一世纪》二文。为减省篇幅，注释从略。 一 西文中没有与“后学”相当的词，不允许我杜撰一个Post-isms。美国有人用过postpeople（后学家）似没有多少人跟着用。而“后学”在中国几乎已经不再是个调侃词，它几乎是千年之末在中国的象征：一切都已是过去时，新的存在新的现状要求不象语言的语言，失语症中的术语。 指责中国“后学家”食西学而不化，是旧式的“影响陷井”重版，是把论题简单化而置对手于绝地的故技。西方无“后学”一词，证明中国理论家的综合程度超过了西方。 二 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主的西方晚近文化研究潮流，一直被其反对者指责为“太激进”，而从未被指为“保守”。 笔者感到非常惊奇的是，近年（具体说，1993、1994这两年）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潮流，却常常引用这些理论作根据，或作佐证。 中国知识界的新保守主义至今没有引起足够注意：而其理论根据部份来自西方激进学说，这件怪事，也没人提及。 这里说的“保守”，不是与“革命”相对，也不是与“激进”相对，更不是贬义词。本文中提到的同行，恐怕都不认为“保守”是一种指控，我个人也认为“保守”至少比“激进”好多了。撇开褒贬不谈，保守的最基本意义是保持现状，强调现存文化状态的合理性，现行语言的有效性。因此，保守是与批判相对，文化保守主义是与文化批判精神相对。 反过来，文化批判并不是据激进批判保守，它完全可以据保守批判激进，全看当下已体制化的主流语言为何者。望勿把我卷入保守激进何者更有害的老争论，我谈的是批判与非批判。 三 但当代西方文化学的三大潮流都姓“后”，让人深思。不少学者讨论过“此后是否彼后？”结论是yes。 三后合一，并非三教合一妥协共处，它们几乎是同理论的三个方面，而且三者互为条件：“后殖民主义处理的是向后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化政治”，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西方文化意识到它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已受到质疑时的文化反应”。后现代主义需要后殖民主义的它者来构成其“指称拆裂的叙述”。后结构主义虽主要在反思现代性，但是“因为现代主义总是幻想通过文化来赎救现代生活。此类幻想之破产，正是后现代条件之核心”。 既然三后合一非有意矫设，那么“后学”之说在西方也应成立。 四 近两年中国文化界的复苏，令人瞩目。知识份子走出沉默，开始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也开始就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些讨论大都只是谈中国问题。可是，每次讨论都多少触及一点西方“后学”。 任何学说进入中国，必然被中国化。人文学科本来就是“你找到的必是你想找的材料，你引用的必是你心里早有的理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些讨论者都能用“后学”。支持保守观点？是因为讨论者只不过为我所用，任意摘录一些词句，非“后学”之罪？还是“后学”本身具有某些特点，使它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中自然趋向保守？ 为此，必须回顾一下两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些讨论。本文不拟“综述”这些讨论，只是介绍其中与“后学”有关的部分，请勿以“不全面”责我。 60年代海外学者以林毓生等人为代表，对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批判”，80年代去海外的大陆学者几乎只闻赞同未闻异议。 郑敏先生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三期上发表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之所以让人吃了一惊，一是海外对五四的保守主义评价，看来已经传回大陆；二是谈的是老问题旧观点，用的却是新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郑文引起范钦林的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2月号），同期郑敏写了《商榷之商榷》，四期《文学评论》发表许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变》，试图从历史性角度说明当时的激进当时有理；五期发表张颐武的《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把争论引向“现代性”的历史与后殖民主义的“它者化”及“它者的它者”等命题。 郑敏指责五四白话文运动“急躁”、“偏见”、“形而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自绝于古典文学”，其结果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歌“成绩不够理想”。论据一：白话文“以口语代替书面语”，是重蹈德里达所批判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导致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覆辙。论据二：追求一种“易懂”的文字，是忽视拉康指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条难以完全跃过的横杠”，而且是在追求虚幻的语言透明性，导致50年代政治压力下“汉语透明度达到超常程度”。 指责新诗割裂传统的人，往往忘了文言诗早已在明清搁浅了六、七百年：指责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忘记了在十九世纪，文言已经捉襟见肘，无法再延续“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五四时期作家，充分利用文言、口语与翻译的资源，在晚清文学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建立了现代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各个领域的根本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