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吴炫、丁帆、范钦林、邵建 时间：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室 吴炫（主持人）：这几年，新国学、后现代、新民间还有去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这几种话语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海外也有一些反映，比如赵毅衡在今年第二期《20一世纪》上发表文章，谈到这些现象中共同存在的保守主义倾向问题，他的意思还是要坚持激进主义立场，但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他们都涉及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原则上不赞成新国学、后现代、新民间等话语在功能上对现状的维护和保守倾向，那么我们今天理解的“知识分子”概念究竟应当是什么含义？如果我们坚持过去的激进主义立场，仍然以西方的话语批判中国文化现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批判在今天还行不行？由此追问下去，在文化转型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做些什么？怎样做才能确立自己真正的位置？ 丁帆：从去年人文精神的讨论，到今年各种话语的形成，乃至其他新旗号的出现，这些现象说明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危机感。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权力话语的失落。这种权力话语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很久以来就一直操持的。即便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也没有失去士的地位，虽然毛泽东批判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离开政治话语中心；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被抛弃在政治话语之外的失落感就越来越强了。另一方面，是来自商业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挤压。在这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心态极端异化，这种异化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激情基本消失，从前激进的锐气也渐渐磨平，世纪末的颓废色彩十分浓厚，知识分子对现实持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无可选择，放弃选择。无可选择是无奈，最可怕的是放弃选择。放弃选择是本世纪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很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去年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以旧的人文精神，即所谓“士”的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在五·四以后就已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以西方既定的话语为参照系，80年代，继五·四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形成了第二次冲击，这种思潮挟带着西方19世纪甚至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涌进来，知识分子当时对此还抱有很大的激情，但到了90年代，在权力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激情渐渐消失，人格萎缩也日益明显。现在看来，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不能从西方的人文观念中，也不能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获得拯救。新儒学、新国学、新民间、后现代的兴起，不过是想躲进一个壳里，以此寻找出路，这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应该寻找第三种方式。 范钦林：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找回自己失去的话语空间。商品大潮向古老的中国袭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一度曾经拥有的体面的社会生存地位。正如刚才丁帆先生讲的，知识分子在双重挤压下无可选择、放弃选择，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的表现。我觉得，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存在人文精神，他们更多地强调人伦关系，是一种人伦精神。人文精神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做为资产阶级的基本精神，反对神性，主张人性，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它是对人本身，特别是做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对人的终极价值的一种企盼。目前在中国似乎很怕谈自由，大家只谈科学、民主、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特别是90年代以后，自由已经从主流话语中消失了。现在，知识分子应如何找回自己的话语空间？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启蒙精神。知识分子应该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之间寻找一个自由的话语空间，对大众话语、主流话语起一种调节与制衡的作用。 邵建：谈到知识分子的状况和选择问题，我深有同感。的确，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处于世纪末的状态，但知识分子又是最不甘寂寞的，他们都在进行各自的选择，有的找到了新国学，有的找到了后现代，还有的找到了人文精神和新民间，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沉沦下去，他们还在世纪末的绝望中做着本能的挣扎，探寻自己新的出路。但问题在于，对所有的这些价值取向，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思考，新国学能不能真正拯救我们？他们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返本开新”，但我怀疑，如果真的返了本，怎么能开出下个世纪的文化新路？后现代也曾经一度沸沸扬扬，其实，它是一种平面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一头扎进大众文化中去，是不是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也表示怀疑；新民间提出要离开庙堂走向民间，知识分子在庙堂，在政治话语中心，地位比较尴尬，现在的确应该出来了，但是不是走到民间就能解决问题呢？民间同样也不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归宿。重建人文精神，这个口号有一定的意义，关键是我们现在应建立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提出这个追问可能比提出这个口号更有意义。以上是知识分子大致的几种价值取向，我觉得这需要我们好好评述一番，在评述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拿出自己的对策来。 丁帆：走出庙堂，这种意识不仅是对中国目前建构新文化体系的戕害，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残。放弃庙堂，实际上是放弃文化中心，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是建立在以庙堂为象征的政治权力话语中，政治权力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大众的话语欲望。实际上，知识分子既不能离开民间，也不能离开庙堂，而应该在这两种话语的不断协调中，寻找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属于知识分子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