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新月文学，它的人性思想将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新月作家尽管不是人人都在理论上明确自己的人性文学观，但他们的文学活动，创作实践中遵崇人性的文学思想则是一致的。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①自不待言，诗人朱湘也表白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古典文学之所以感动着后世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相或多相”②。小说家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十年代中期后沉入古文字研究、几乎不再涉足文学的新月后期名诗人陈梦家在五十年代那次关于人性的大讨论中出而作文，表述自己的人性文学观。他说：“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我们今日读之犹有同感、为之感动”，原因即在于“人人具有的人情之所常”④。对于早已弃文从学的陈梦家来说，这一思想无疑也是他新月时期乃至其时对文学的思考。 对于新月作家来说，梁实秋是人性文学思想从理论高度最有力的阐释者，他当年起而与左翼文学论战，并不偶然；沈从文是以创作实绩对人性文学思想进行最杰出的表现者，他说自己的作品“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⑤。 新月作家对“人性”从来没有给以规范性的定义，在阐发人性的内涵和外延时时有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对于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内涵我们仍能够大致梳理出来。新月作家在使用“人性”这一概念时，大多贯以永恒、普遍、常态、合理、变态、病态等限制词。所谓永恒、普遍是一种中性词，它们表达着人性的全部内容，而常态、合理等则是指人性内涵中与变态、病态等相对立的概念，一褒一贬，分明表示出新月人性理论中标举的善恶二元对立的人性观念。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提出的“健康”原则，向来不为研究界给以正面的解释。他在文中指出这时代是病态、变态，因而文学中表现的“伤感”、“狂热”和“偏激”的情感都是“一注恶浊的乱泉”，他所向往的“健康”当然是指与之对立的人性中的常态、合理的部分了。 新月作家向往的是一种健康的、合理的、常态的人性准则，如沈从文，在他建构的人性“神庙”中，一方面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另一方面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恶的揭露和鞭挞。也因此，新月作家中在使用人性概念时，有时仅将其内涵界定在人性所指向的健康、常态、合理的部分。 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内容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追求蕴含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伟大的文学题材必须是人本的，而所谓人本，即是说其内容必须是人性的描写。⑥沈从文说过：“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⑦。由于历史的因由，在人们眼中，新月作家俨然是一群躲进象牙塔的唯美主义或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新月文学世界中包含着深厚的人生关怀，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在他们的文学中延续着。 新月文学的人本主义情怀最集中在与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学认识的异同中彰显出来。与五四新文学取得一致，新月作家反对儒家文学观念，认识到儒家文学观完全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上面的缺点。⑧但新月文学思想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上与五四文论存在着分歧。五四新文学理论首先攻击的目标是中国封建文学传统中文以载道的陈腐观念，即儒家文学观成为新文学突破传统的切入口；新月文学思想在反儒家文学观上予以认同，但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道家的思想影响。特别在梁实秋看来，中国传统文学虽然主要受儒道两大思想潮流的支配和影响，但是，作为文学思想比较深入民族心理的则是道家“出世的思想”与“皈返自然的思想”。他曾将中西山水诗作比较，认为西洋山水诗，山水为背景，以人为中心，而中国诗以歌咏山水为主调，人成为点缀，其原因即是由于受老庄隐逸思想的影响。梁实秋进而作出判断：就中国文学的全部而论，主要的潮流仍是消极的老庄的隐逸思想，而作为宇宙的主宰的人，作为这人世中底蕴最深、内涵最丰、样态最杂的人性，在中国文学里并没有得以充分、生动的展示。所以当时他发出这样的惊人之论： 我以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攻打“孔家店”，不是反对骈四俪六，而是严正地批评老庄思想，要使这种思想不要全部占据了中国文学的领域。⑨ 在新月作家看来，文学的人本思想主要就是要使人成为文学关注的中心。沈从文提出文学不能抛开人的问题的同时也反对文学去“谈天说鬼”⑩。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人们于其人与自然的契合、田园风格中似乎感受到道家隐逸之风，其实，这只不过是作家于此灌注深层的文化思考，直到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还对废名小说中突出的禅道思想颇有微词。(11) 新月作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解不无道理。事实上，在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论》标举的“三大主义”之一“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即指“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的文学。陈独秀三大主义攻击的目标——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受儒道思想影响的文学潮流，惜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封建伦理道德枷锁的重任使“人的文学”的主要摧毁目标都集中到儒家文学思想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