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研究仿佛经历了一场哗变，整体地转到了理论的“背面”，与之联袂而行的是各种“反理论”“元理论”“软理论”和“后理论”话语的“喧闹”。这种局面向既成定论的解释成规投去了疑团，也似乎最终印证了长期萦绕理论领域的“无用论”断言。与所谓真正“批评的世纪”不同，21世纪俨然是一个不需要文学理论的世纪。然而，理论正反两面之“所说”与“所做”，却处在远为复杂的问题域中。 理论有其“隅隙”和“衢路”，“照隅隙”的理论批评并非彻底摆脱了理论，而是被某种或陈旧过时、或短浅褊狭的理论学说所掌握，陷入了理论批评之“罔”(张进，“批评”56-65)。而“观衢路”的理论批评则是对各个隅隙(包括衢路本身的阴影)的会通化解，因而也是理论批评的通途大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理论局面，或许与刘勰所面对的有几分相像。他遭遇了“各照隅隙”的理论批评之“多”，恰似当今理论中的“话语喧闹”一样。但他没有拒绝理论批评本身，而是展开了积极的批判会通；在此过程中，他从其批判对象陆机、挚虞及其著述那里所汲取的滋养，比所摒弃的内容还要多。这个复杂的扬弃过程，给今天的理论研究以深刻警示。的确，当今的理论很“多”，理论“喧哗说”即是对此现象的贬义命名，指一部文学作品通常用多种理论都能解读，但不知哪种解说是“唯一正确的”，因此，理论虽多，归根到底却是“无用的”，因为那些理论之间相互龃龉彼此冲突，最终在作品面前“同归于尽”。由此看来，“喧哗说”不过是“无用论”的变体。这大约是人们试图直截了当地“用”理论时产生的错觉，绝非批判性地“做”理论时的清醒认识。只有在“零和游戏”的加法原则下，“多”才意味着“糟”(哈特利4-7)。而在我们所处的“丰裕文化”时代，情况并非如此。“批评的世纪”从多种多样的维度、视角和层面开掘了文学的属性特征，其中一些难免“各照隅隙”，但它们既不能被拒于理论“场外”，也不可以一个“糟”字了得，更不能以“无用”或“喧哗”轻易打发。因为，它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今天理论言说的语境场合。如果说20世纪是“正说”理论的学说“多”得让理论无用论者无所适从，那么，21世纪则是“反说”理论的学说“多”得让他们欢呼雀跃。他们似乎从“反理论”和“后理论”中，清晰地捕捉到了理论的“死讯”。其实，宣告理论死亡并不意味着理论事实上死亡，特定理论的“终结”也并不就是理论本身的终结。 理论是“多面兽”，其多个面相之间构成一种“语义矩阵”。在此意义上，理论“形式地”涵摄了“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而理论的复义含蕴即在这些义项所构成的矩阵中穿梭振摆。因此，“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只是理论的变体，其间的振摆，是理论在应对现实问题时所作出的转换和调整。这不是理论的死亡，也不是理论无用论的证明，而毋宁是理论在“域化”“解域”和“化域”之间的辩证运动。 一、文学理论的“隅隙”与“衢路”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治学“三境”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6)。这里有提出问题时的孤独与寻索，有分析问题时的坚韧与执着，也有解决问题后的轻松与喜悦。“三境说”以问题的暂时解决为学问历程的终点，但似乎缺失了问题解决之后研究者所必然面对的自我质疑、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缺少了对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的审度和反省，也缺少了对研究本身的前提、条件、基础和假设的质询和究诘。所有这一切，恰恰是理论批评不可或缺的自反性和自我去蔽的品质。它或可成为王国维“三境”之外的“第四境”，而它的缺失，是导致特定研究结论被大写化、普遍化、非历史化和本质主义化的主要诱因。 就文论研究来说，个体研究者的心路历程、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建立的关系以及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大都呈现出某些阶段性特征。加拿大文学理论家邦尼卡斯尔发现：“一个个体或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经历四个阶段，参与情感和整体构建方式的不同造成每个阶段差异的思想。简言之，这些可以被称为情人、分析家、领导者和解构者等阶段”(10)。按其理解，四个阶段在整体建构方式上大致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108)。他认为，在第一阶段，文论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恋爱对象，以对待情人的态度看待研究对象，通过隐喻思维给对象命名，并热衷于学习对象的名称；在第二阶段，研究者试图理解对象，以分析家的态度看待对象，通过转喻思维将对象与相邻事物相联系以考察对象的来龙去脉；在第三阶段，研究者将对象各方面特征综合起来，加以完整化和理想化，以领导者即综观全局者的态度看待对象，提喻式地将对象的各部分构设为一个整体；在第四阶段，研究者面对自己建构的整体，或觉得自由，或感到幻灭，不管哪一种，他都主要以解构家的态度来对待对象，讽喻式地揭示出已然建立的整体是言意相悖的材料积集，其中充满裂隙、断层和缺省，进而洞穿整体的“不完整性”。 不消说，在四阶段历程中，第四阶段殊难做到，却至为重要。这是研究者将孜孜矻矻建构起来的理论积木拆解推倒，通过使整体坍塌解体和使理性秩序陷入荒诞之境的方式展示其独特的真知灼见(卡勒13)。因此，“三境说”所缺失的“第四阶段”，在任何一种“成熟的”学术研究中恰恰是不可或缺的。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完全成熟的民族志研究，需要一种对于自身的书写、对于语言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反身性意识，也需要一种对于再现模式的原则性探讨”(格雷213)。不过，从学术研究领域的常态分布看，四个阶段和相应的四种思维方式都不可缺少，前三阶段恰恰是第四阶段的基础。在常规状态下，特定个体总是主要以某一阶段的特定思维方式展开研究，诸多个体共同将相关问题的诸多层面环节彰显出来，理论领域也因之而千姿百态，学术研究的传统也缘之而得以赓续。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第四阶段的反思批判和自我去蔽，应该可以渗透到其他各个阶段的研究中，从而使研究者在对待其对象时，能有一个反省质疑的向度，在研究问题和运用理论时能保持一段反思批判的间距。从这个意义上说，邦尼卡斯尔对四个“阶段”的截然划分就显得生硬。本文特别指出第四阶段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也因应着当代理论批评更加重视质疑、反思和批判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