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降，无论国学还是新学，无一例外有一种“望今”“参古”“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的世纪性冲动。与此同时，食洋、食古而难化、不化，又是极易滋生的通病。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古今中西智慧资源适用的边界与限度缺乏必要的省思，其中，作为思想“表出”和“代表”的术语、关键词的滥用是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强化对中西文论基石性关键词的语义源流、异同的清理考辨，至关重要，此正所谓“言学术者，必先陈其义界，方能识其旨归”①。 理论与方法的诞生，大抵源于现实的焦虑。仅就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言，用“关键词”而不用古代文论习所常用的“概念”“范畴”来指称，本身就昭示了西学优位的“影响的焦虑”。因此，主张中西文论平行比较、平等对话，首要当破除“以西解中”“以西代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迷误，言必称“雷蒙·威廉斯”“科学化”“失语”“转换”，仍不过是以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作为预设之前提而重复言说；另一方面，矫枉切忌过正，过分强调“中国化”“本土化”，甚或否定西学资源的普适性与启迪价值，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偏执。概言之，今日之“关键词”方法论的引入，不仅应以中西核心术语、概念的语义清理及异同比较作为学理旨归，更要以兼收并蓄中西异质文化因子、创化发明当代新质文艺理论作为明确的现实导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中国文论的生替与流变自有一个受制于时代审美观念变迁、为传统内源性规律所决定的历史过程，同时，所谓“失语”又是传统文论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尤其是西方外源性文化冲击而产生的表意焦虑的一种表征。并且，就“传统”而论，它也从来不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便有且赓续绵延、从未断绝之物，传统实际上是以今观昔、以他者审自身的选择性结果，或者，它干脆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发明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文论关键词比较的“枢机”或“关键”，不仅是如何以现代(西方)语言形式重述古代文论术语，更是为了激活中国传统文论所蕴含的开放性、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 时下有一种流行却也极端的观点，即认为中西文论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语境、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理论形态等，呈现出整体—感悟型知识质态和逻辑—分析型知识质态的基本分际，术语、概念的表述更是差异巨大，根本没有可通融的一套话语规则，因而两者问无法实现有效的对接，也不必对接。窃以为，该论点有将“差异”绝对化之嫌，或者说曲解了中西文论“比较”的内涵与维度。钱钟书先生尝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②学术本不分南北、人心固难辨东西，将思想作为一种自系统的循环论证未尝不可，但是其精要往往在于系统的转换、流变，乃至于在来自他者系统的说明中才得以凸显。西人索绪尔的学说有一个观念，即价值产生系统，而对于文化与精神结构来说，价值未尝不是异质系统间碰撞、交流的认同结果。思想之事，一加一是否大于二并不是最为重要，更为有意义的是对本来之“一”的确证，以及产生一个新的“一”③。借用冯友兰先生治中国哲学史所总结出的一个说法：对本来之“一”的确证就是“照着讲”，即要因文释义、以意逆志、讲出原来本意；而产生一个新的“一”就是“接着讲”，其须顾盼古今、以西释中、赋传统以新的时代意义。④追究不可比较论者的立论动因，一方面自然有担心西方范式强制压迫中国文论的良好初衷，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忘了，我们这辈学人几乎都受到西方话语的熏染，试图回避西学影响的客观事实，往往只会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文心雕龙·知音》)。换言之，承认中西文论的差异性，并不必然导向两者不可比较之结论，所谓“比较”不是说要以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系统取代中国文论的术语、概念系统，关键是要在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契机下，寻找双向阐发、激发文论新质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学术一直有“训诂”“注经”的传统。而按王力先生的观点，“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因而只有“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⑤雷蒙·威廉斯亦将“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定位为“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分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不仅承认过去与现在的“共联关系”，而且突出“词义的延续、断裂，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⑥立足于中西智慧的超越与会通的高度观之，王力、威廉斯的方法论主张不仅有因时图变、革故鼎新的相似的问题导向，而且思想的内在契合处也远大于差异。有研究者就此指出，关键词研究存在“词典编纂”式的客观—知识论和“话语分析”式的主体—价值论两个重要维度，而其方法论精髓与要义不在“依经立义”式给出标准化答案，亦非“望文生义”式突出词语的政治化涵容，更不是“断章取义”式游移于知识碎片与价值独断之间，而是意图通过语义变迁的“窗口”，稠密分析特定词语形塑的过程，呈现某些重要的社会文化争议与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活态历史”的现场。⑦ 关键词方法论为我们切入中西文论比较提供了理念、维度及其边界、限度上的基本依据。首先，我们可权借中西文论关键词在“共同诗心”上或相似或接近之契机，通过语料梳彰让其互文见义、互识互证。譬如拿“物我”与“主客”“心斋”与“直观”“神思”与“想象”“比兴”与“移情”“出入”与“距离”等比较，中西关键词的历史文化语义以及和而不同之处可以互映互释、相互发扬。在此过程中，各关键词所呈现的中西文艺观念的活态、流动性等共性也一览无余。其次，在“凭情会通”中西文论关键词的同时，我们还可实现两者语义间的求同存异、互补互省。例如在中西皆有“意象”一词。通过语义源流的历史与文化梳理，不难发现：“意象”在中国语境中历经刘勰、司空图、严羽、陆时雍、王士祯、王国维等多人的发挥，实系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产物；西方则是主观之“意”(意图、意向)与客观之“象”(形象、表象)的结合和统一，且偏重于对自然客体感性化的再现；中国的意象概念具有人格化、整体性和直观—体验特点，西方的意象概念具有非人格化、分析性和逻辑—抽象特点；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多含蓄蕴藉、“以象喻志”，西方意象派诗歌则是物化主客、“以象说理”；事实表明，埃兹拉·庞德、托马斯·休姆等英美意象派诗人不仅受益于法国象征主义理论，而且也曾得到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形象性、多义性、含蓄性的影响，再次印证了异质文化间互动交流、平等对话的可能与必然。再次，明确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所适用的边界与限度，始终坚持“了解之同情”⑧与“以事实决事实”⑨的结合。异质文化毕竟不同，所以相互间的跨地域、跨文化比较既需以相似、接近、体验、共情作为可比性前提，同时更需保持对各自语义、语境、过程、关系等的差异自觉。罗宗强先生在谈到自己何以转向文学思想史研究时曾说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1979底，我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我从范畴开始，选了气、风骨、神韵、格调等十来个范畴，开始收集材料，从先秦古籍开始，像翻流水账那样一本一本地往下翻，收集相关的片言只语，材料收集了不少，但一整理，我就感到此路不通。这些片言只语，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原意是什么，我都并不了解。我是凭着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把它们归纳到一起的。这实际上是拿古代的文学批评材料，来注解现代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浮躁的学风。即使把文章写出来，也不会有任何价值。我决心放弃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而对某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批评的历史原貌作比较深入的研究。”⑩中国文论内部的关键词研究尚且如此，中西文论间的关键词比较就更需回到历史事实本身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关键词比较不能重复“中A即西B”“中A非西B”的老套路，强调语境意识、历史意识、有差异的建构以及回答“中国问题”的文化针对性，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