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毛泽东 或许八、九十年代之交最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便是“毛泽东热”。这无疑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与特定的公共空间之初现、禁忌的重申与对禁忌的消费、主流话语重述与政治窥秘欲望等等彼此对立、相互解构的社会文化症候群。换言之，这是另一个有趣的多重话语的共用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1990年的“毛泽东热”在此后虽盛况略减，但始终持续，直到1993年对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纪念活动中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共用空间中，由多媒体介入、多中心发出的“毛泽东热”，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次对“文化毛泽东”的书写。这是一次重构与戏仿，一次意识形态运作与对意识形态的消费。 事实上，即使作为一种经典的主流话语的运作方式，毛泽东形象也不仅呈现为对革命经典叙事、或曰再现国家的初始“创伤情境”的“民族叙事”的单纯复制，而呈现为一种新叙事策略，一种在偏差与错位中，对神圣、对革命经典叙事话语的重述与重构。类似情形不仅呈现在九十年代重要的“革命历史巨片”或曰“主旋律”电影（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之中，而且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众多的以毛泽东为主角传记题材的故事片、电视连续剧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主流话语运作方式的革命历史叙事、领袖叙事，与作为公共空间初现的、来自与市民阶层的“毛泽东热”，并不是一个彼此对立冲突的话语系统，或中心与边缘间的文化及话语权力间争夺与对抗。事实是，早在八十年代末年，在毛泽东形象再度为主流话语和革命经典叙事所借重之前，市民社会中的“毛泽东热”已初露端倪。似乎是作为一种新的时尚与流行，毛泽东的面像（间有周恩来的画像）——曾作为神圣的标准像的一幅已作为悬挂饰物，开始悄然取代了汽车司机们曾热衷的毛绒玩具、送香瓶（作为“洋气”——想象中的西方情调）、倒福挂坠（传统的平安祈福），大量出现在轿车的前窗上。继而出现了同样图饰的BP机皮套、手表底盘、防风打火机外壳。颇有风靡一时之势。并非如某些海外论者所强调的，这单纯地表达了某种不满或政治抗议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八十年代之交，对“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允诺，再度唤起了一种“大跃进”或曰乌托邦的热望。而整个八十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热气球则以不断的加速度持续升腾。当想象与现实间的鸿沟于九十年代初的清晰显影之时，无疑带来了极为强烈的失望与不满；同时对上层腐败的不断曝光，则加深着这种失落与不满；那么，“毛泽东热”的初现与极盛，确乎有着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经典神话重述的政治与现实意味。它指称着一条想象的救赎与回归之路。同时，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症候，正向人们揭示出一种转型中的大陆中国社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心态：那便是在一个渐趋多元的、中心离散的时代，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无伤感的回首；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来自民间的、对英雄与神话的呼唤；一个正在丧失神圣与禁忌的民族，对最后一个神圣与禁忌象征的依恋之情。它间或寄予着在重写中救赎记忆的愿望。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毛泽东热”在民间的兴起，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安全”感与信托感的渴求，对一个并不富足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与想象中）没有饥饿与未知威胁的时代的记忆。然而，为大部分论者所无视或忽略了的，正是“毛泽东热”初起之时，毛泽东形象的“载体”。显而易见，汽车、BP机、防风打火机，于彼时，正是作为时尚的象征、消费主义的能指；于是，与其说这是某种清晰自觉的政治行为，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政治权力与消费主义的置换与合流；同时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与消费化的趋向，正在以不无调侃与亵渎的形式，在实现着对禁忌与神圣的最后消解。 而八、九十年代之交，在“毛泽东热”之中，在数以千万计的出版物与音像制品之中，形成了热点中的经久不衰热点的，是权延赤以跟随毛主席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录形式所著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此外尚有同一形式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以及《红墙内外》、《领袖泪》、《卫士长谈毛泽东》等等多种与《走下神坛》内容大同小异的版本流行于世）。此书仅第一版便发行十万册，并且在四、五年间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姑且不提多种盗印本与改写本）。有趣之处在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不仅成为一本极端成功的畅销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毛泽东热”的基调，成了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题解。而这本为数百万人争相购买并为之热泪盈盈的作品，事实上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主流话语及话语策略转换中最为成功的一例。“走下神坛”，正是这一次“毛泽东热”的真义之一。如果参照宋一夫、张占斌先生的见解①，将五十年代的“毛泽东热”视为一次“造神”运动的开始，将六十年代的“毛泽东热”视作“造神”运动近于疯狂的峰值；那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泽东热”则是一次“由神而人”的叙事或曰重述的过程。尽管在此之前有过类似形式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但在《走下神坛》一书中，毛泽东第一次呈现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呈现在夫妻、父子、饮食起居的场景之中。一个伟人，但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痛苦，在性情中、在情理中。一个因超越了普通人而必须比普通人承受更多、更大痛苦的个人。甚至是一个因伟大而孤独、乃至无助的个人。许多新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此书中被赋予了个人化、性格化的动因与解释。万民领袖，但也难出人伦常情。于是，当人们捧读此书时，他们因新的获知，在某种全新的悲悯与原宥之情中，重温并重写了一份敬仰之情。《走下神坛》一书因之而成了几乎所有涉及当代史的“革命历史巨片”及毛泽东传记片、电视连续剧必须的素材读本，几乎每部类似的影视作品都必然包含了取材于此书的情境与细节。在某种相对低调处理的、情感化、个人化的叙事语调中，重写的历史场景再次要求着读者、观众（人民？）的理解、原宥与分担。从某种意义上说，《走下神坛》一书，不仅为诸多的“主旋律”电影提供了新的素材、叙事策略、语调与距离，而且成了此后盛行的关于毛泽东的畅销书的写作、出版及购买必须参照的蓝本。诸如《毛泽东传》、《我眼中的毛泽东》、《生活中的毛泽东》、《1946-1976毛泽东生活实录》、《毛泽东的儿女们》、《毛泽东逸事》、《毛泽东轶闻录》、《走近毛泽东》，如此等等，均首版数万、数十万册不等，并遍布各大城市的书店、书摊，成功畅销。与此同时，伴随着“毛泽东热”，六十年代及其“文革”歌曲在电子音乐伴奏、流行歌手的演唱中再度流行。以《怀念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湖北音像出版社，张咪、杨宗强演唱）为主题，全国各大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数百种毛泽东颂歌、语录歌的录音盒带和CD②。这是一次真正的流行，在经典的高音喇叭的有线广播中，在电台、电视台、在形形色色的演唱会、综艺类节目，在卡拉OK厅、KTV包房、在家庭卡拉OK的热烈中，在露天的群众舞场和昂贵的高档舞厅。对年轻人，这是一种新鲜的时尚，对中年以上的人们，它是一份跨越了四十年的、亲切、稔熟的、“个人”的回忆。1993年，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访华，在北京于容数万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他的拼帖式的、极为优雅而兼有滑稽剧表演的演出风格，他在中国名传遐迩的细腻而煽情的《秋日的私语》，固然引起青年观众极大的热情，但只有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才真正进入了狂热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