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文精神的话题，近来又一次热了起来。不过，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历史上的事物，第一次出现的正题，第二次出现则是反题。看眼下，人文精神就是处于四面八方的围剿声中。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人文精神讨论的重要意义。尽管人文精神的内涵，尚且有待于澄清和完善，但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它直面现实，反省自己，把社会生活的走向与文化艺术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把思考和选择置于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面前，迫使人们去作出自己的回答。已经是功莫大焉。 2 对人文精神的驳难，最用力也最有影响的，首先是在文坛内外地位甚高声望甚重的王蒙。王蒙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人文精神的命题表示质疑。然而，言多必失，在王蒙充满即兴的机智、表达的快感的话语中，也屡屡露出破绽。 一位同仁几次在文章里引述说，王蒙曾指出，“上海方面的一些朋友忧心忡忡人文精神的失落，大力倡导要重建人文精神。这当然是很积极的想法。但在我看来，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须重建呢？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朱向前《重建、构建及其它——关于建立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对话》） 此后不久，在《沪上思絮录》中，王蒙进一步阐发他对于人文精神的质问，把更多的东西塞进“人文精神”之中，然后消而解之。他说，现在之中国处于几个不同的人文参照系统的交叉点上。这些参照系统在近百年就互相斗了个不亦乐乎，斗得令善良的人们无所适从，然后只剩下了钱，不知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意思是不是指这种悲喜剧？王蒙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失落的是什么。如果说失落了革命传统，或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易明白。如果说是物质文明一手硬了，而精神文明一手软了，则不但明白而且符合主流提法。如果说是指西方式的基督教价值标准，中国过去就压根儿没有。如果说是指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失落的，失落了四十余年，没有谁说过失落，就是说失浇也不许说，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失落了，是不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回归呢？“失落的时候不说失落，回归了一点反而大喊失落，这是中国特色的现象，甚至是某些悲剧产生的原因。” 在王蒙的滔滔不绝的语言爆炸之中，在他理直气壮的质问声里，在他断然绝然的权威姿态后面，我们很难把握到王蒙的真实心态，很难理解其真义所在。他是在与别人讨论问题，还是在没来由地搅混水打乱仗，在一味地驰骋自己的才情的时候，制造出更多的混乱？ 3 请原其本。王蒙拒绝人文精神的命题，其理由有二。他断言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无从谈什么失落，此其一。在这里，王蒙所参照的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和惠特曼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并且断定中国与此二者相去甚远。但我们的常识又使我们无法同意这一高论。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难道从来没有进入中国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上高张科学与民主，五国新文学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并且以此掀开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新篇章，这难道可以一笔勾消吗？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再一次把科学与民主，把人道主义精神高高托起，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论战，曾经几起几落，终于争得一席之地。怎么能够闭着眼睛说瞎话，把并不遥远的往事统统抛弃呢？ 王蒙否定人文精神的另一条理由，是把近现代以来存在的种种文化形态一一列举，然后又轻率地把它们一笔勾销，把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并存的现象以及它们的互相撞击，视为毫无意义的纷争乱斗，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把今天的现实中“只剩下钱”的困境，归之于思想文化，岂不谬哉？ 至于“失落的时候不说失落，回归了一点反而大喊失落，这是中国特色的现象，甚至是某些悲剧产生的原因”，这更有些说不通了。是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也罢，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也罢，都曾经喑哑一时，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不得不沉默，今非昔比，当人们终于能够述说的时候，怎么能够以他们当年未曾诉说、曾经委曲求全而剥夺他们的来之不易的发言权呢？（王蒙在与王彬彬的论争中，是以务实的态度反驳王彬彬对“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指责，但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争论中，王蒙却又与他所批评的王彬彬采用同一种论调，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人惊叹作家的“过于聪明”了。） 王蒙对于人文精神的否决，之所以不能服人，还因为他在洋洋宏论中，完全舍弃了论辩的基本规则，无视近年来人文精神讨论的特定环境。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等提出人文精神的危机，并非如王蒙所认为的那样，是没有任何前提的泛泛而谈。同样地，人文精神的命意，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表述，却也不会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它所指涉的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是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大潮的兴起所产生的负面现象，用一句经典性的表述，就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于精神的关怀。在思想文化界，出现普遍的迷惘和困惑，一方面，严肃的文学艺术因为无法赚取经济效益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则是作家们纷纷降下理想的旗帜，把写作视为养家糊口、奔向小康的谋生手段，把精神产品完全变作商品。此外，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本来就很不景气的人文学科研究面临新的挑战，迫使学人们重新思考学术价值和学科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