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商品经济大潮全方位冲击下，原本已迅速向商业转化的中国文化进一步贴向市场。1993年大陆文坛躁动，更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登峰造极”，严肃文学刊物纷纷转向，新作品质量普遍下降，“93深圳文稿竞卖”引起众说纷纭，作家“签约卖身”事件连接发生，一批最后坚守纯文学阵地的严肃作家也“集体缴械”，不同程度地放弃原有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介入能直接带来金钱和知名度的影视创作。与此同时，作品的人文精神也出现了惊人的萎缩。以王朔为代表的调侃风格不但充斥电视屏幕，而且深入影响了国民心灵，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神圣准则在无形中瓦解。去年曾轰动一时、贾平凹所著《废都》，其中展示的“声色犬马、空虚无聊”的心态，正是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对此一状态，张承志表示愤怒和痛心：“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最后竟让这样一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蹋，这真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的愿望和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只要自己能捞到利益，哪怕民族被侵略、祖国被瓜分也不会在意。就这样一批无原则、无操守的文人，居然不但占据了文坛，还利用各种关系联络了电视台、报刊，形成一种称霸文化领域的‘势力’，控制了这个12亿人大国的文化空气，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可怕的吗？这也是对中国多年教条政治教育的极大讽刺。” 张承志认为，文坛之所以堕落如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信仰基础，这也正是他创作《心灵史》的重要初衷之一。 在谈及有人认为他思想信仰过于偏执时，张承志说：“虽然我是一个回民，但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那么狭隘。我之所以拼了命写《心灵史》，是因为我发现在中国这样一片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居然有这样一群哪怕是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哪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实验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像旧衣服一样随时可以扔掉。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以庸俗为时髦，‘洁’这个字只有在公共厕所、垃圾站才能见到，然而在古代中国，它却是关于一个人该怎样活着的重要观念。” 在张承志的定义中，洁的意义包括忠诚、信义、节操、勇敢和与肮脏耻辱的截然对立。他说：“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有它才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煞过险关，求得再生。”他自己便是要“趁文坛尚能容得下残余的正气，趁一副末世相中的智识人们正苦于卖身无术而力量薄弱”，高举信仰的火炬，为那些“清洁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 张承志同时猛烈抨击了新闻界和批评界的随波逐流。指出一个小报记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个作家，但新闻界却一片“后庭花”的声音，一些记者一窝蜂地追在那些“大腕”后面以图分享残羹余利。批评界也是那么苍白孱弱，始终发不出真正犀利的、有良心、有原则的批评。 他提出，当代文坛上最需要的是鲁迅那样的文化重镇，树立起精神的旗帜，使无耻者有所忌惮。他曾寄望于某几位在文坛上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担当此任，但后来都深感失望：“这都是一些相当中庸、圆滑的人，他们自已也随时准备同流合污，看时机去捞一把，指望他们能做什么呢？”所以张承志表示，尽管写完《心灵史》后，他已不愿继续写作，但目前仍需“孤身奋战”，“与整个文坛决斗”，“面对那么多大是大非，不讲是不义的”。 张承志现在唯一寄望的是年轻人，认为如果年轻人仍能像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年轻人一样，拥有纯真的理想和热情，并用他们青春的力量涤荡文坛的腐朽堕落之风，那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否则，按目前的情形发展，中国文化将经不起一次剧烈的政治动荡冲击，“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我希望我不成为罪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之中划出”。 从目前的生活状况而言，张承志在政治、经济上承受的压力比其他作家大得多。在政治上由于《心灵史》在国内各界尤其是伊斯兰界内产生的强烈震动，每一次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会给他带来不安感。在经济上，他自1989年退职后，便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收入。这几年，大陆物价飞涨，但稿酬却无甚提高，严肃刊物的稿酬更低得可怜。张承志现在已是生病都不敢轻易去看医生，再过几年，连温饱也可能会成问题。尽管如此，张承志表示，绝不会在任何时候被外力所迫，在信仰和写作原则上做丝毫妥协，并将不时发出与周围世界不协调的声音，“管别人呢！我捍卫不了别人的理想，捍卫自己的绰绰有余”。 （摘自《法制与新闻》19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