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关门读史”太久了，变得“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并非已超然如五柳先生，“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正好相反，是因为身列穷教书匠，只能把多多读书当作觅食法门。但终于觉得不对了，倘若读书总是阔略不拘，也于饭碗大不利。 眼下的显例，便是何谓“人文精神”？ 由于好读《读书》，知道有些学者正连续在这份著名刊物上进行“人文精神寻踪”。初时但觉有趣，以为论者说的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其实界定这个概念的涵义，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变幻不定的“人文主义”。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文主义呢？如有过的话，形态怎样呢？但随即又去读别的书，对于这类问题，便又“不求甚解”起来。不料偶阅敝校某报，发现有这样的醒目口号，说是“现代化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文中还宣称，谁不同意那番宏论，便是”忘记自身的价值”，或者说不能“逐步减少动物性（即兽性——原注）”。既然“上纲”如此之高，我辈对于这样的“人文精神，能不在意么？能不记起陶潜先生的另一句名言，“疑义相与折”么？ 谈论“人文精神”首先要对它在中国的传统内涵作一番寻迹辨踪 所谓“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指的是中国的需要，当然应从中国有没有这种传统说法谈起。的确，“人文”与“精神”的概念，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但两个词不能互训，也没有缀成一词的先例，也由古文献所证明。 自汉至清，人们提及“人文”一词，理解虽有差异，大抵都源于《易传》的一则彖辞。诠释《易·贲》卦辞的这则彖辞，将“人文”与“天文”对举，说是“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易传》是否孔子所作，但这则彖辞，是古老的天人感应说的一种较早的表述形式，则是显然的。人文者，人之文也，如同天文意为天之文一样。贲卦的卦象是离下艮上，由离、艮二卦的彖辞关于“文明”的界定，便能理解所谓人文，乃指依据天象所示的“文明”之道，在人间统治中所选择的某种非武力形式，也即“文明以止”。在这里，人文之人，非指具体的人，而是指人世间；人文之文，也不仅指人事。司马光《传家集》中有一则解释较合原意：“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由此也可知，在北宋或更早，已有人对《易传》所谓的“人文”，曲解为诗文之“文”或词章之“文”了，犹如钱钟书先生所讥，是望“文”生义。 “精神”一词，作为《淮南子》的篇名，也早为人所熟知。但看刘安及其门客，在这一篇中搜罗的解说如此详尽，就可知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已对诸如精神与骨骸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天地、阴阳的联系等问题，议论得多么广泛。两汉时代人们解释“精神”一词的涵义，见于高诱注，所谓“精者神之气，神者人之守也”，也就是所谓灵魂。这当然是通行解释，否则王充也不会在《论衡》中为辩明人死后还有没有脱离形骸的自在“精神”而不嫌辞费了。汉以后人也是如此理解精神的，有所谓儒佛争论有鬼无鬼或神灭神不灭的众多文献可证。 恕我寡闻，尚不知在清代以前的中世纪文献里，有把“人文”与“精神”联缀成一词的例证。倘若真有那样的例证，则按照它们的传统涵义，串连起来，只能释作“人间非武力统治方式的活灵魂”，岂不成了林彪式的“话语”么？幸而我们的中世纪哲人，还没有如此睿智。 我不知道目前谈论“人文精神”的时候，有没有对它在中国传统中的语源，也来一番寻迹辨踪。但讨论的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问题，对它的这种寻踪，似乎也决非多余。当然，在“高扬”论者看来，这又是“仅仅局限于过去那些冷而偏的课题”的顽症发作的表现。但我还是要问，所谓“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分明是指中国的需要，假设还承认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那末在中国历史上，“人文精神”必定曾是热而正的主题，怎么界定这个主题在中国历史上的概念涵义呢？ 时人追踪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其实就是西方“人文主义” 要是我的理解不错，《读书》的作者诸公所寻踪的“人文精神”，那概念内涵，其实就是西方的“人文主义”。 就外来译名来说，“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可不可以说是异名同实？我不敢妄说。就说“人文主义”，在西语中也有个溯源问题。目前正好读到董乐山先生为新译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所作的译序，题目即《“人文主义”溯源》，引一段如次：“人文主义一词的英语原文humanism是从德语Humanismus译过来的，而德语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甚著名的教育家1808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词根humanus杜撰的。其实德语该词也不是这位老夫子所独创，早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先生叫umanista，把教法律的先生叫leqista，他们所教的课程统称为sdtudia humanitatis，英语译为the humanities，而humanitatis又源出humanitas，意指人性修养，把它译为人文科学不知是否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谓人文，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却是指礼教文化，在字面上与humanitas甚相吻合，但从内涵来说，就很难说了。而在现代汉语中，‘人’与‘文’合起来似乎不能构成一词，若不知其出处，难免不发生概念上的混乱。”（参见《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7月9日三版）董先生说明“人文主义”一词的英、德语的词源，对讨论无疑有很大帮助。有的问题仍待解决。比如说人文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主题，源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而在佛罗伦萨由彼特拉克及其学生发展成完整的古典教育课程的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也于这时得名，这都是历史学者所熟知的。因而我很想知道，在彼特拉克时代是否已出现“人文主义”一词，抑或这个词是后人用以概括彼特拉克一派思想态度而创造出来的？但这是别一问题，而“人文主义”在中国并非传统术语，而是很晚才出现的外来译名，则由此可得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