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读书》第三期上讨论人文精神的文章，提出了学界朋友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治哲学史、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学者确实应当反省一下，人文精神何以失落？需要注意的是，“失落”一辞，它描述的是人文精神滞留于低谷的境况。以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精神的理解，国人的人文精神既有失落的一面，也有生成的一面（包括对古代人文精神的发掘、阐述和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汲取、效法）；但是这些生成的东西，如多云之夜的星辰，时常受到重重遮蔽，以至于成为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而失落、生成、遮蔽互相绕结，才构成完整的历史过程。 袁：我同意“遮蔽”的提法。“遮蔽”是没有占据主流文化的显性层面，这与用丧失殆尽来解释“失落”很不相同。另外讨论“人文精神是怎样失落的”，首先必须考虑什么是“人文精神”，应该划清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的界限。我理解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与出发点，而不是道德价值本身。现在呼唤人文精神，当然不能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但是它作为道德的基础应该是超越问题层面，具有终极关怀的性质。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失落”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从古至今，中国的“道德关怀”始终没有失落，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主张“道德救国论”。但是近代以来，作为文化主流，“终极关怀”却失落了，即使有个别人提出“终极关怀”，也处于被“遮蔽”的状况。 张：“遮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严格说，“失落”只是就大体而言，并非是“完全没有”的意思。人文精神甚至体现在像王国维、蔡元培、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生命中。但这往往被“遮蔽”了。“遮蔽”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始终处于文化主流之外，遭冷落、受批评、被否定。二是指为主流倾向支配的思想史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排斥性解读，从而又添一层遮蔽。 现在看来，近代思想史充满了悖论。哪怕同一个现象，其内含亦相当复杂，决非延续——断裂，激进——保守，传统——现代等简单两分法所能把握。今天我们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近代人文精神的状况，应该有一种辩证的态度，即承认许多事实充满了内在张力和悖论，并相应做出必要的辨析和规定，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李：我觉得今天在此讨论人文精神，与其说是面对着理论难题，不如说是为了走出实践困境。文革后，高分学生涌进文史哲专业，大量古籍再版，名著翻译。人们又一次确认：知识是有价值的，思想是有意义的，人本身应得到尊重。这一切都有点像文艺复兴的欧洲。现在看来，这次思潮的动因已消失，很多人为此焦虑。这是我们今天呼唤“人文精神”的思想环境。 回过来讲，如果我们具有一点历史感，弄清什么是本质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中西方的人文精神原初是如何独自表现的？近代是怎样合流的？以及，它作为思潮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屡兴屡败却又不绝如缕？那么，焦虑或许会舒缓些。 高：人文学术中人文精神的低迷，恐怕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是近代以来浸淫日深的价值失范。如果没有这一精神背景，决不至于因为种种条件的变迁到导致今日的处境。海外某些学者把它归咎于新文化运动，看来是把冰山尖误以为冰山之全部，甚至可能倒果为因了。它的起始要早得多，至少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了，甚至可以上溯至晚明。在此以前，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由儒学提供的，宋以后则是由理学（新儒学）提供的。从观念世界说，这套价值系统在“天人之辩”、“群己之辩”、“义利之辩”等核心问题上都不是没有弊病的。加之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制度化为礼教，遂变为人文精神的桎梏。当然不是说儒学没有自我更生的能力，明清之际三大启蒙思想家就做过深刻的反省，但是他们的思想在清代几乎成为绝学，官方意识形态依然是毫无生机的理学，甚至十九世纪中叶龚自珍、俞理初等人的人文主义著述，也被冷落了半个世纪！ 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体系结构上特点也使它难以支撑。任何价值原则都必须有载体或承当，说白了就是得有人身体力行。“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耶稣自愿钉上十字架，释迦牟尼置王子之尊而不顾，他们的言论才有感召力。以往中国的价值承当总是由行政组织来充任的，辛亥以前就是由从天子、皇室到各级官吏以及其后备的士来充当的。理论上他们应当是道德楷模，然后才有资格“奉天承运”，但是清代的现实是，坚持僵硬教条的人不断在破坏教育。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晚清谴责小说，描出了一条价值观念与价值承当日渐背离的轨迹。纵观历史，凡是这两者持久背离时，一定会出现价值失范、信仰丧失，中国人恰恰就是在这种价值状况中进入二十世纪的。就是梁启超当时说的“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淹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且将有厌其陈腐而一切吐弃之者”。梁任公实在不幸而言中！ 李：我以为细节最暴露历史的走向。我注意到陈独秀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上海中国公学作《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讲。他收起《新青年》初期人文主义的文学主张，说五四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五四”运动的巨大成功，是把三十岁以下一代有才华青年带向广州、武汉和上海的政治角逐场。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虽都想在政治运动中求人文理想，而无一不以理想本身的失落为代价。在此意义上，我不同意用新儒家的“五四断裂”或惹出公案的“双重变奏”等说法作简单指责。至少，他们建设中国文化的理想是真诚的，自认为是理性的，他们卷入其中而不知，知道后又竭力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