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潮诗歌是意识形态化、大众化的诗歌发展到极端，在诗歌话语主体的国家定位、诗歌情境的抽象化、个人话语空间缺失的背景下出现的。相对于国家中心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属于边缘与民间的一群；相对于正统的现实主义美学和创作原则，他们是一支诗歌异军。尽管在早期也多少阅读过一些外国和本土的现代派作品，并在后来的发展中认出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远亲”，但从根本上看，他们是从本真的个人经验出发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的。离开了集体经验转变的历史母题，离开了一代人自我意识的话语生成，离开了当代诗歌美学的突破的社会蕴含，便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这一诗歌思潮，在当代新诗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一、特殊经验的艺术折光 谈论这一群诗人，首先应该注意他们在“浓重的乌云”和“贫瘠的土地”上形成的心理和情感，注意置身于“文化沙漠”的困惑、寂寞的人生体验。特别是，这种心理、情感和生命体验产生于少年——青年时代的“精神断乳时期。” “精神断乳时期”（10-20岁）的独特经验，是考察两代诗人区别的入口处。和前代诗人不同，前代诗人的少年——青年时期，是伟大成功的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激情和喜悦，新生活的新奇感和火热的斗争，他们更多是把外部生活和理论接纳进来填补“精神断乳时期”特有的空间，形成了对自己和生活世界的基本理解，他们更重视艺术的社会人生价值。而这代人在“精神断乳时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心理危机：那时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了人间的真象和生存的残酷，这种时期原有的心理迷惘又交织着现实的迷惘，因而他们更重视个人价值，他们的自我和对生活的最初理解不能不从怀疑和对粉饰的世界进行拷问开始。根子的《三月与末日》是一首狞厉而磅礴的诗，“三月与末日”，诗篇如此冷酷的感觉，与艾略特《荒原》的开篇“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几乎如出一辙。但这又的确不是《荒原》的仿造，《三月与末日》是一首以诗人整个十九岁的生命为背景的黑色感受：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一样妖冶、血腥的假笑，伴随着那“娼妓的经期”，“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掳去而把我踢开：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经忠诚／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他，非常激动／“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我曾忠诚／“春天，这蛇毒的荡妇，她绚烂的裙裾下／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掩盖着夏天——／这残忍的姘夫，那携带大火的魔王？”／我曾忠诚／“春天，这冷酷的贩子，在把你偎依沉醉后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放出那些绿色的强盗放火将你烧成灰烬？”／我曾忠诚／“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燃烧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扶救过你？她哪一次／在七月回到你身旁？／…… 这一系列的发问传达出在那个年代一种蒙受欺骗与被牺牲者的激愤。与根子的诗相同，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愤怒的情感包容着尖锐的反讽，概括了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北岛的《履历》则是一代人生存经验与精神历程的象喻：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直到从盐碱地似的／白纸上看见理想／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正步”与“剃光脑袋”都是教徒般“寻找太阳”的隐喻。“却在疯狂的季节／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指的是结果与动机的背谬，结局对追求的讽刺。这里既有很高象征性的意象，又融进一代人的经验和记忆。诗中的意象大都是从这种经验与记忆中提取的，包括象“盐碱地”这样的意象，既是“下乡”记忆的复现，又是青春和理想一片空白的隐喻。“我弓起的脊背／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以“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的荒诞情景比喻“寻找真理”的方式，深刻地显示了自我的变形和异化，在自嘲中显示出自我的反思与省悟。这种反思与觉醒在后面三行超现实手法写成的诗句中得到了更高的表现：生活中当然不是因为喊一声万岁就长出胡子来的，但在觉醒了的人的意识中，那种失去自我，把自己交给神的行为，却是愚蠢、麻木的表现，一种倒退到封建社会的愚昧。于是“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然而这种以对抗构成的“亲眷”关系，最初是以简单的，甚至是自我“下沉”的方式来表现的，因而有“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即放弃理想与追求、自我沉沦）的诗句。这也是与本我相冲突的。因此，自我有了更高层次的再度觉醒：头一次是拒绝与颠倒的历史认同，第二次是拒绝与平庸的自我认同，陷入了名符其实的沉思，“点着无声的烟卷／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而这沉思的结果，是社会与个人的双重发现和领悟：“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在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充满着荒诞感，常规的眼光和思维已难以辩认真相，必须倒着看，象印章必须倒刻一样，才能显示真相。 北岛的《履历》既折射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履历，更是他们精神履历的写照。这是在“精神断乳时期”被倒挂过的一代，经历过这种非常厄运的人。爱瑞克森认为：一、他们成长时“感到有义务（却又充满内疚）去不顾一切地创新突破！二、由于这种“厄运”，“它在青春期时将延长他认识自我的迷惘，因为他必须找到一种独特方式，他（只有他！）能以此来重演过去，并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媒介，在尽可能大的规模上创造新未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