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哥白尼式的思想革命 纵观人类精神的历史，20世纪的文化目光是异常独特的，它承继贤先哲人们追求终极实在的历史责任，却穿透幻想的云层，反观赖以思想的语言自身，人类思想的新世纪就是这样开始的。 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部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作者是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这是一部根据他的忠实的学生的笔记整理而成的语言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索绪尔系统地阐释了他的新语言观。1、他认为整个言语活动应分出两个不同的因素和领域：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一个系统，属于社会，言语属于个人，是具体的。由此区分，推出2、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二者关系是任意的。符号之间存在着线性组合关系和联想的聚合关系。因而也便有了3、即语言现象分为两种时态，共时和历时，两个范围，内部和外部①，这本来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理论，其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开启了20世纪新的思维，与哲学上的新的语言观一起，被誉为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质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在此之前，西方哲学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和认识论阶段。古希腊哲学家们侧重研究现实存在本源，现象后面的本质，到了笛卡尔，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开始注重研究认识的来源，是经验的还是理性的。而这一次，则开始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阶段。语言哲学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生活语言的意义，强调哲学的性质在于它不是一种研究存在本源或认识来源的理论，而是一种澄清语调和语句关系的活动，强调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言与意义的关系②。这里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逻辑实证研究，另一种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核心，上接卡西尔的符号现象学，下启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二者有交叉和互渗，这在后来罗兰·巴特尔的“话语游戏”、保罗·利科儿的“话的隐喻”、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杰姆逊的“语言回笼”等理论中均可看到。说到底，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语言，以语言和意义间的矛盾张力为审查的起点，可以说20世纪西方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思潮都与这一“转向”有关。 正是在前述的这种大的“语言转向”的背景下，20世纪西方诗学理论也开始了它的历史性“转向”。应该说，现代哲学与现代诗学在对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的艰难不悔的追问上，是相通且互相影响的，甚至是一致的，但同归却来自殊途，哲学关注人类依赖语言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诗学则更关心运用语言去呈现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诗意理解，也就是说，哲学于言意关系的尴尬之处，正是诗学的家园，它更关注在言意关系之间这一片充满弹性的广袤的诗意空间。西方诗学从19世纪前古典的摹仿论和浪漫的表现论走向现代的语言本体论，实现了划时代的“转向”，同时，在20世纪这个充满生机的百年，西方诗学新潮迭起，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涌现，新陈代谢，使其诗学原则异采纷呈，富有活力。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摸到两条线索，一个是罗曼·雅各布逊将索绪尔的语言学与诗学联系起来，一个是茵伽登和韦勒克把现象学哲学引入诗学。 罗曼·雅各布逊是莫斯科语言学派的领袖人物。是他为索绪尔语言理论的逻辑和术语找到了根据，还把这一理论结合进他的诗学研究。通过研究失语现象，他发现两种混乱现象与两种基本的修辞方法相连，隐喻和转喻，由此他提出“交际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他认为言谈中当信息强调自身，把注意力吸引到它自己的发音模式、措词和句法时，被我们发现的东西就是诗歌的功能。进而他指出，诗歌功能就是将语言的纵向聚合和隐喻方面投射到语言的横向组合方面上。③这一诗学观点非常重要，对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我们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行功能性研究的主要理论参照。茵伽登和韦勒克把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导入诗学，把过去的过多重视作家个性、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的因果性外在研究“悬置”起来，④把目光转向作品本身，即text，并把这个text看做是“符号和意义的多重结构。”⑤翻开了20世纪文学研究新的一页。 多重结构：诗歌文本的存在方式 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回到现象本身”，把本质“悬置”起来，在他看来，对象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就是人”，而不是人为地分割为“感性”和“理性”两大部分，怎样把握这个统一的整体呢？我们必须抓住“意向性对象”的“呈现”的某些“决定性的结构”。⑥这里面预示着两个原则，一个是整体性原则，一个是结构性原则。 茵伽登与韦勒克在他们的诗学研究中，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两个原则。茵伽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是一个“有机结构”的“整体”。⑦韦勒克指出，他赞成俄国形式主义者最激烈地反对“内容对形式”的传统二分法，他认为“这种分法把一件艺术品分割成两半：粗糙的内容和附加于其上的纯粹外在形式”。实际上，内容暗含着形式的某些因素，离开这些形式因素，内容就成了“事件介绍”、“故事梗概”，就没有美感可言。“艺术品中通常被称为‘内容’或思想的东西，作为作品的形象化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是融合在艺术品结构之中的”。可见一部作品的美学效果并非存在于内容之中，就是通常被认为是形式的语言中，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词汇本身”，另一种是“为了一定的审美目的，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而成的有声音与意义的具有美学效果”的语句词汇。显然，形式内容的二分法在分析研究作品时，是难得周延的。他们设想“把所有一切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称为“材料”，而把一切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而艺术品，就“被看成是一个为着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