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傅杰 答：王元化 问 近年您出版了《清园论学集》、《清园夜读》、《思辨随笔》；还主编了《学术集林》文丛和《学术集林》丛书。现在文丛第一卷已经出版，不少报刊作了报道，您是不是先谈谈编这两套书的感受？ 答 今年我主要的精力都花在编这两套书上去了。现在文丛卷一终于出版，半年多所花的心血有了这样一个收获，自然会感到欣慰。目前办一件事十分困难。编文丛编丛书比自己写作还要困难。我不是指编辑工作份内的那些事，而是指编辑工作以外那些使人头痛的无谓的干扰。 问 您能详细说说吗？ 答 我不想用此事占去读者的时间，我倒想谈谈排印的质量问题。现在书中错字实在太多，社会上已有“无错不成书”的谚语。文丛有不少文章是探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所以用的是繁体。书中错字大抵出在由简改繁的问题上。我们的汉字简化方案，似乎未顾及汉字是诉诸目治的义符文字特点，而照音符文字的规律，用同音假借办法，使一字兼该形义互异的许多同音字。现在激光照排的电脑软件，又多系对汉字汉语钻研未精的技术人员所编制，其办法简单化到将笔划多的一律归为繁体，笔划少的一律归为简体，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由简到繁的转换。于是皇后成了“皇後”，诗云成了“诗雲”，干扰成了“幹扰”，征服成了“徵服”，五斗米成了“五鬦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真是不一而足。文丛付排校对过程花了几个月时间，但仍未纠正这些错误。不是没有校出，而是电脑软件有了问题，（繁简字体数目相等是一对一），改正很困难。海外华文读物，错字也很多。这情况需要出版界以至全社会来关心。 问 您是否能将您最近所见、所闻和思考的问题提出来谈一谈？ 答 最近有人将大陆一些学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其实完全用不着担心，这种学术空气还十分微薄，简直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我敢于预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研究也不会成为可以和其他文化活动抗衡的力量。只要看看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是些什么读物就可以明白。我们的文化研究有以西学为座标的老传统，也有以论带史的新传统。前者主宰文化界已七十多年，后者也将近半个世纪。伴随着这股潮流而弥漫文化界的仍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的变种和趋新猎奇的浮燥之风。这已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了。要在这样的文化节场使学术挤走思想，恐怕无异梦想。我也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然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 这里顺便说一说，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还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思想领域里也存在着问题。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直膜顶崇拜的作家，读他那些在冷静表壳下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灵魂上的震撼。但鲁迅也并不是超凡入圣的神明，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局限。他曾自称自己身上存在着法家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如果我们看不到他那宽阔的胸怀，只把他在激愤时所说的意见，如称自己吃鱼肝油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他所恨的人等等，加以片面的理解，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遗憾，现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这类问题，批评争论的对手时以骂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为快。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我觉得有两句古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本着这种精神就不会形成拉帮结派党同伐异闹派性的无原则纠纷了。 问 您在《杜亚泉文选》序言中有一段话说：“近代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后，以曾张李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希望从西方引进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可是甲午一战，惨遭失败。继起者认识到不经过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的，于是出现了康梁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了帝制。但政治情况却并未改善，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在共和制下，竟出现了议会贿选，政客收买猪仔议员的丑剧。继起者再一次认识到共和政治制度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上形成，于是五四的思想革命诞生了。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您这段话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我觉得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潮的基础。文革时的“两个彻底决裂”可以说是这种激进主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知您对于激进主义还有什么想法？ 答 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对激进主义思潮也作了新的评估。据我所知，海外比大陆还要早一些对激进主义作了栓讨。这是我近年的思考结果。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相反，对激进主义倒是取同情态度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伟大的科学学说，都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予以崇高的评价。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更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具有共同性观点。在本世纪，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波及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进化论在我国就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进化论，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至于消极方面则很少谈到。鲁迅在二十年代下半叶说，他过去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才使他纠正了进化论的偏颇。鲁迅也许是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早对进化论进行反省的人。不过这种反省只限于指出进化论缺乏阶级观点。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新旧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所以谈论旧的就是回归，批评新的就是落后。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这种影响在今天的思想界和文艺界也同样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较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原因即来自长期所形成的“越彻底越好”和“新的总比旧的好”的固定看法，并以这种看法作为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在文学艺术方面，新的流派像旋风般地旋生旋灭。这几年我不大读文学作品，已经不清楚今天流行的新潮是什么，我只知道每一次新的出现都以睥睨群伦的征服者或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实在怀疑文学上的流派是否也要象设计时髦服装一样，在那样短暂时间内就要来一次更新换代？如果非得为此不可，那真象《新约》中所说的“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的人，已经站在门口。”（大意）黑格尔曾经援引这段话来解释当时哲学上新流派一个挤掉一个的现象。他感叹地说：“新哲学、最新哲学、全新哲学已经成为十分流行的徽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