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学与哲学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学批评走的一条从属于科学哲学和人本哲学的发展之路，在20世纪演化为蔚为壮观、多流派多学科并存的文学批评世界。虽然在20世纪的批评家们看来，泰纳的那种“种族·环境·时代”的三段式批评，由于只能从“作家的生平，有案可查的作者意图，他的直接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他的素材”入手，把握的是文学的外部关系，而唯美主义批评，又由于过于强调个人在刹那间的对作品的主观审美感受，被20世纪的“新批评”者们斥之为“作者谬误”和“感受谬误”，但是作为批评学的某种“雏型”，作为成熟的批评时代到来的某种准备时期，这两类文学批评却奠定了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批评并行发展的基本格局，为20世纪时精典科学主义批评──新批评，以及受阐释学影响的接受美学，潜伏下两条基本源头。尤其是泰纳的实证主义批评，作为“在其地位与方法上均能并列于自然科学”，表面上看似乎含有简单移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倾向，但其深层内含，却道出了一种文学批评学何以成为可能的深刻的哲学背景，而什么是“移用”，什么又是“合理移用”，倒似乎在此成了一个次要问题了。 事实上，二十世纪之所以被西方学者称为“批评的时代”，在我看来主要不是在于对批评比创作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的赞誉，而在于是对批评取得了真正多元的、学科意义上的存在的首肯，是文艺复兴时期经由批评家开创的批评科学化传统的成熟型态，已经对20世纪的文学形成了整体的影响所致。只是，与人们更多的是欣赏、移植、评介和使用这些现成的批评方法、批评成果不同，我注意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学派，原型批评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结构主义批评与斯特荣斯的“结构人类学”，接受美学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等批评与哲学的关系，已远胜于文学批评理论本身。换句话说，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学之所以成为可能，其缘由完全是在文学批评学以外的地方。不用说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批评几乎本身就是哲学的翻版、哲学的显现形式，即便看似已自成封闭体系的英美“新批评”，我们在其背后也依然能发现语言哲学和系统哲学的综合影响。如果惊叹20世纪批评理论的丰富，其实就是惊叹20世纪哲学理论的斑剥陆离，如果批评的强悍是出于批评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甚或“批评的时代”就是“哲学的时代”的同义语，对素有哲学贫困的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家来说，文学批评学建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在文学批评尚未找到自己的生存根基之前，就文学批评来建立“文学批评学”，其功效将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一种方法论根本上还是从属于相应的本体论的，而且是由其本体论派生出来的，所以方法的本质应体现为对世界的理解。“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词Hειαδσs，被解释为沿着道路的意思，以后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特别是黑格尔，又强化了方法的手段功能，“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①这样的一种对方法的理解，起码为以后发生的各种方法论崇拜现象，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并且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对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态度。但是，人们发现：作为可操作起来的现成文学批评方法是显然的，但是作为“终点”的对世界的理解则是深层的，也是不易被人们注意的。而这一问题，在古希腊词Hειαδσs中将“方法”解释为一目了然的“道路”时，就已经隐患下来了。当人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时，被注意的也是“道路”本身，而“罗马”则做为一个既定的、唯一的事实不再被人们追问──“罗马”就是罗马，“罗马”还能有什么不同的方面，有什么可能性呢？ 实际上，西方的文学批评学正是在否定对世界的大一统式的理解上才诞生的。“罗马”作为一种终极价值的指代，从古代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从一元性理解到可供进行多元理解的转换过程。在过去，“罗马”确实代表着一个绝对真理，而在今天，“罗马”已经成为一个虚设的概念。一种文学批评学肯定会存在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本质上是来源于文学批评学对世界理解的一隅性；也正因为有这种不足、这种一隅性，才为另外的文学批评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所以西方的文学批评学，严格说来是由多种文学批评构成的“世界”，不同的文学批评在相互补短中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而且也只能因为自身在对世界理解方面的局限才能显示自己的存中。这似乎说明，文学批评学的真正含义，其实不在于建立一种大家都能认可的文学批评，而在于建立一些可供大家选择的文学批评学“世界”。起码，这是西方文学批评学建设的经验。 应该说，中国文学批评学建设的模式很难等同于西方，也不必等同于西方。我们虽然难以想象在短时期内我们会建立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学，但是作为一种参照，西方文学批评的深层哲学背景，至少可以启示我们避免这样那样的误区。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感悟式、印象式批评与儒家（如点到即止）和道家（体道的模糊性）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延续着这种批评模式，又与封闭的、专制的文化形态水乳交融。处在改革开放，文化转型的当代社会，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文化型态上，或是在日益丰繁、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面前，中国这种传统的批评模式所受的冲击，无疑已是巨大的。但由此一来，文学批评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否就等于移植西方的文学批评，这已为85年方法论热的搁浅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西方哲学不能在中国生根，作为其派生物的文学批评学又何以成为可能呢？这一点，似乎可以从86年前后结构主义批评与新潮文学在中国的兴衰见出端倪，也可以从弗洛伊德、萨特、德里达在中国成为过眼云烟略见一斑；反之，停留在中国不偏不倚和大而全的哲学思维上，将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综合在一起，已经成为近年文学批评学著作的常见体例。这种方法混杂本体也混杂的理论建设现象，与文化上的混杂现象、精神消费领域里的无序现象一道，共同昭示出的，依然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贫困。也许，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可能成为西方多种哲学此起彼伏的多元格局，但是在文学批评学建设之始（实际上不限于文学批评理论），每一个从事这种建设的学者拷问一下自己对世界究竟有何理解，恐怕从来不会显得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