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应邀赴常州参加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在此期间接受了《常州日报》副刊编辑李怀中的采访，回答了所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现象的问题。这里选登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李：关于现代派的种种探索，它的提法和方法大都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对于这种种探索文学、探索理论，您的看法和评价如何？ 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的经历，我的文化教养，我的文学道路，都是和我们整个的革命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选择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作为我的文学的主要思想。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或者叫做开放的现实主义者也罢，除了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外，也不应当排斥一切新的文学现象的。对探索性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只能采取一种理解、分析、研究的态度，如果它有可取之处，应当加以肯定，加以吸取，如果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效果，就象有一个时期，有些人倡导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也就自生自灭了。 近年出现了两种影响比较大的文学现象：一种就是新写实。这主要是南京在《钟山》，编辑部里面一批年轻的评论家，他们在研究了一些很有才能的青年作家的创作之后，提出的一个概念，想用这个概念囊括他们所看到的、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一种文学现象，我觉得这个概括不是很准确的。因为新写实这本身在中国、在汉文里，对它可能作出不同于现实主义的一种解释。但是它翻译成任何外文，新写实主义就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一个词。过去三十年代我们也曾提倡过新现实主义，那个新现实主义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在国民党统治区那时候不能提社会主义，就叫“新现实主义”，以区别过去的那个批判现实主义。那么现在这个新写实概念的提出，他们主要是认为，有一批作家不满足于前一段时期作家急于想表达自己的主张，而无暇顾及对生活的许多生动细节的真实描写以及现代派的晦涩、接受障碍等诸多因素，要求文学真实到原生态的描写，原汁原味的毛茸茸的生活描写。这个概念本身我觉得是个模糊的概念，而且被他们归类排列在新写实主义作家队伍里面的作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不同的风格。比如说，里面好象有苏童、余华、叶兆言，还有池莉、范小青，我觉得至少这五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李：还有北京的刘震云他们几位。 冯：刘震云。凡是他们认为比较重视生活细节描写的，比较热衷于通过凡人小事来表现生活的都归属此类。 李：典型的代表作就是池莉的《烦恼人生》。 冯：这个提法我们也不必去反对它，关键在于它是不是能够真正地促进作家走向更加成熟，是不是真能够促进更多更大量的优秀作品的产生，最后的结论应当由时间、由人民、由历史来下。 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北京文学》94年提出的“新体验”小说。他们也是有鉴于一个时期一些作家采取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冷漠的态度，热衷于关在家里，关在书屋里面，用那种近于闭门造车的办法，主要依靠自己的主观想象来进行创造。这虽然可能有比较高的文学技巧，但是丧失的是生活气息。因此他们提倡“新体验”，就是说，提倡作家到一个行业里，或者到一个地区，从事一种职业。有一个很优秀的女作家叫毕淑敏的，她为了写北京市的一个临终关怀医院，就化装成一个护士，到那里生活，以护士身份和那里的医务人员一起体验生活。这种做法我觉得是可取的，全世界很多作家都有过这种体验的。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永远如此做，鲁迅也说过，写出好作品最好是作家自己的亲身体验，但是你要写妓女，当然不可能去当一回妓女，这个“体验”毕竟是引导作家去更加贴近生活。至于叫新体验不叫新体验我觉得无关重要，只要出好作品就好。现在他们不过只发表了不到10篇作品（指94年1-5月所刊作品。），我大体都看了。这10篇作品中至少有9篇都是很不错的，应该被列为94年的优秀作品。陈建功《半日跟踪》是很不错的。最好的一篇《预约死亡》是毕淑敏的。另外赵大年写的一篇《大虾米直腰》，尽管它的形式有点不象小说，写了一段个人的生活经历，对自己一段生活经历的一种深切的感受，但由于它的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比较生动的细节描写，在赵大年的作品里是优秀的，所以他们这种提法我觉得和新写实提法不一样。他们是有提法，有主张，有行动，同时进行的。 至于你说的那一批新的评论家，这多半都是博士生，硕士生，学院派的评论家，他们更是热衷于移植和介绍西方的在不断地出现的新的思想体系，新的文学体系。问题是，这样一批理论家他们往往都是脱离创作实际的，他们的做法都是用一种思辨的方式来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很少结合创作实际。他们对当前的创作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上海的王晓明似乎更特别一点了。他本身来说不是个新潮派，也不是先锋派，但是他将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现象归结为“人文精神”的丧失或沦丧，“人文精神”呢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呼唤人道主义精神的主张，他有感于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对生活的冷淡，对人的冷淡，对人的命运的缺乏热情，对人的命运的不关怀，因此他们发出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尖锐的提法，将最近一个时期的文坛比作“旷野上的废墟”。这个话说得有点儿重了，也很刺激。但是我觉得不要紧，应当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文艺争鸣来看待。我这个人哪，面对各种文学现象，我觉得都应当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宽厚的态度，作为作家也好，作为评论家也好，作为读者也好，对于这种种的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都应当具有一种广阔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