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9；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0-0114-07 “人是符号的动物”是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或文化哲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卡西尔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的最基本的根据。这一原理揭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而在这一基础上来建构文学艺术本质论，确立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是把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与人的本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在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范围之内来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这样就把文学艺术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划分出去而归入人文科学范围之内，从而把文学艺术问题纳入了一个合适的研究范围和探究轨道。这应该是卡西尔对于哲学和美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西方哲学和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人是符号的动物”：回到和超越康德 “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结论是“回到康德”而又“超越康德”的一个成就。众所周知，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其一，我们（人）能够认识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的纯粹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如果人的认识越界就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境地。其二，我们（人）应该怎样行动？康德的答案是，人应该按照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来行动；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信仰物自体的存在，从而达到实践理性的先验原理——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其三，我们（人）可以希望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可以通过“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来希望美，而通过“质料的客观合目的性”来希望完善；人只有通过审美判断力和审美目的判断力才有希望由自然达到自由，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康德哲学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是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那么，康德就把西方哲学由研究自然客体的“宇宙论”转换为研究人类主体的“人学”，这就是康德自己所谓的“哥白尼式的变革”。德国哲学史家施杜里希在编写自己的《世界哲学史》时就是以这几个问题为主导思想。他指出：“这些问题是所有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去用心思考的问题。”① 的确，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人类必须回答的基本原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康德主义要“回到康德那里去”是有道理的。但是，康德虽然提出了问题，而且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体的条件限制，康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不彻底的。因此，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还是为了“超越康德”。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之中曾经指出：“康德曾经为自然科学进行了结构分析，然而，他未能力求给‘人文科学’以类似于他对自然科学所作的同样意义的结构分析。”“然而，这决不是说批判哲学的任务潜在地和必然地会受到限制。宁可说批判哲学所表现出的仅仅是一历史的或偶然的限制，这些限制是由于18世纪科学水平使然。自浪漫主义以来，由于摆脱了这些限制，由于出现了独立的语言科学、艺术科学和宗教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理论便发现自身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的挑战。”② 很明显，卡西尔就是要把康德所没有进行彻底的事业继续下去，要在19世纪语言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还应该包括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等等科学独立的新格局之下来对“人文科学”进行类似康德对自然科学所做的那种结构分析。这样，卡西尔就沿着康德批判哲学的思路，在思考“人的问题”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结论。因此，这个结论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变革”。“在对康德关于物自体、对象世界（自然界）以及先验方法等一系列理论的修正上，他大体上都仿效柯亨，他也正因此而被认为是马堡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然而，早在《认识问题》第一卷（1906）中，卡西尔就不把认识问题仅仅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认识问题，而力图把认识的发展与神话和宗教、伦理学和美学、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等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并不限于理性和科学，还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形态。因此应当把康德的主体性扩大和推广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③ 这也就是卡西尔把康德的“理性批判”发展到“文化批判”，因而也才会有由“人是理性的动物”到“人是符号的动物”和“人是文化的动物”的转换和发现。 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转换和发现，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思想来说也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变革”，把文学艺术从“对自然的摹仿”或“对现实的再现”转向了“人的符号创造”，也给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情感表现说”增加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符号”和“符号形式创造”的本质规定。这样就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思想由客观论转向了主观论，由意识论转向了符号论，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水到渠成了。 一般来说，西方美学的文学艺术思想的艺术本质论，从古希腊直到后现代主义，谱写了总体上的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自然本体论美学的“摹仿说”。第二部曲是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美学的“镜子说”和“再现说”，它们强调艺术家对自然和现实的“反映”和“认识”，一般被称为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论的古典形态，因为它们都认为，艺术是具有一种比较确定的本质的，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来思考艺术本质问题的。第三部曲则是西方现代主义（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和后现代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人类本体论美学（社会本体论美学）的“表现说”，它们逐步否定了19世纪中期以前的传统的古典的艺术本质论，大力鼓吹艺术本质的不确定性，或者根本否定艺术本质问题。然而，在这三部曲的第二个转折处却响起了两股强音。一股强音是18世纪90年代的席勒的艺术本质论，它响起在认识论美学转向的起始段落，为认识论美学的艺术本质论“曲终奏雅”；另一股强音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艺术本质论，它奏响在19世纪中期，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步发展，正步步为营，深入到艺术本质问题的主题，揭示艺术本质的真谛。④ 而卡西尔及其学生苏珊·朗格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以及符号美学则是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交的语言本体论美学的“表现说”，它把情感表现与符号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本质论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高峰。它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文学艺术本质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借鉴和参照。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中国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都由于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而忽视了卡西尔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的借鉴和参照的价值。我们今天研究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学思想，对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其实，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和符号诗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是有某些相通之处的，不仅在转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大趋势之上是相通的，而且在某些具体思想上也有相通之处。马克思把社会实践当作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之一个主要维度，与卡西尔把符号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把劳作（work）作为人的本质，就是相通的，而且把符号活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一种应该说是对我们辩证地理解“实践”概念，也是有启发的。我们可以把符号活动列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之中，以形成“实践”概念的三个方面：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