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解构与重构、小说艺术品位及其探索两方面，论述了近年来小说创作与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文艺学问题。小说创作中解构业已完成，但是解构的同时也要求重构。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取于解构而取决于重构。重构就是建立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近年来小说艺术品位下降，具体表现在缺少丰富的艺术想象。艺术想象在小说形成丰富的底蕴和张力，在审美意象的升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艺术品位下降还表现在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探寻其原因有，作家们对待现实与对待文学的态度的同一，以及泡沫文化氛围的消极影响。 ●刘俐俐：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新时期小说人物论》，已发表文艺学、当代文学方面论文多篇。 文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本求源，揭示文学现象所涵盖的内在规律，对文学现象中所蕴藏的问题获得深层次的回答。对近年来小说创作与发展文艺学思考就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因为小说是文学形式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且最为奇异的一种。小说具有这样的特性，它的变化又能够最敏锐地反映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规律推移的隐秘消息。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思考。 一、解构与重构 “解构”在西方的文化思潮中，是特别指反对结构主义，它是一种末日学流派，目的是破坏神话，它的最后结果是达到自我解构，因而可以说它是西方大幻灭的最后结果。当代中国文坛对解构的吸纳和理解是个充满变通、改造的过程，使之成为了更新文学观念、充分摆脱主流文化束缚，获得艺术创作形式技巧等方面最大自由的思想武器。解构成为蕴藏于小说作家心灵中乃至作品中的一股强有力的能量，它分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击毁破坏了中心话语体系，小说在一夜之间成为原有文化视野中的“陌生物”。近年来小说中的解构运动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现象的还原”，尽可能地把小说的叙事内容建立在平凡的常态的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现象基础之上，并且拆散这些现象的逻辑联系和已有的结构原则，从而达到“解构”的目的。另一种是彻底的幻化处理，虚境和实境，真境与梦境，虚拟的角色和真实的自我掺合交替出现，写作成为一种非目的性的“自由”表现和纯粹的叙述活动；这种活动的潜台词是：既然现象都是真假莫辨或残缺不全的，那么在它基础之上的建构活动便难免堕入不可靠以至虚妄的境地。①小说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心话语体系的解构表现在如下几股潮流中。首先新写实小说。生活中平凡普通人成为小说主人公，他们的烦琐小事及苦恼平庸成为主要题材，弥漫于小说中的是人物身心的疲惫和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情绪。小说的终极目标是提示缓解烦恼的人生态度：在无法改变生活境遇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某种生活策略，调和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无可奈何的情绪不仅属于小说人物如印家厚小林们，而且也属于一大批新写实的作者们。小说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它与现实的关系变为没有对峙、没有抗争，只有顺从的摹写，成为小人物们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这类作品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传统，从中也能看到浩翰的古代诗文中无比丰富的生活策略思想的影子。但是毕竟缺少了“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种建立于道德激情之上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是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启示真理与改造社会的两大主题的，是我们人文精神的一大源头。其次是历史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将目光顺历史长河逆行而上，追溯到最模糊飘杳的深处，通过对时间的自由处理，诸如将循环的与倒流的、流淌的与凝定的、失去的与复得的等等时间的自由把握，小说呈现为扑朔迷离、时间感淡漠的特点。它的终极目标是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难以捉摸，沉浸于历史氛围之中。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对中心话语体系的偏离更为明显。再其次是走向纪实的小说。一些新写实作家在虚构文学的领域中作为尝试后勇敢地迈入纪实文学的门槛。他们的纪实不是着眼于现实而是着眼于历史。这样他们就彻底摆脱了中心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历史纪实的创作空间里驰骋自如。第四类是旅外文学。这类作品的作者大多已移居国外，他们也许不知道或没有自觉意识到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学解构现象。但是他们作品中常常呈现的价值坐标的多元和相互矛盾的状态在客观上构成解构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作品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大陆，据此我们将其纲入自己的视野。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为代表作品。这类小说在原始粗糙的同时，却真挚与朴素、诚实与天然。这些作者无意于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的代言人和人类的化身，无意于将主流文化内蕴贯穿于作品中。例如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既有对政治化童年的怀念，对中国五十年代价值理想的执着，对抛弃她的情人的一厢评价，也有对欧洲男性的喜爱与赞美……这诸种情感体验和经历，出于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又都融汇于一个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中，因而是极端个人化的。至于王朔等作家的作品，虽然难以归入上述四类中，却也具有明显的偏离中心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王朔的全部意义在于，他比别人更敏感更真实地表现了价值失范，无所适从的特定时空里一代都市人的紊乱的心理现实。他象个撒野的孩子颠覆传统话语体系的能量。上述现象原因何在？第一，当代社会体制的转换让人们放弃了传统的对权威和群体的依附，他们不再被至高无上的权威严格地决定着。旧的信仰依托已被砸碎，新的人生皈依尚未找到。信仰缺乏，成为世纪之交一种无法挥去的迷茫。与此相一致，将日常生活的稳定和诗性消解，回归大自然作为一种心理需求成为心然，而偏离主流意识形态既是文化失范、信仰缺乏的表现，又是一种心理需求的表现。第二，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学者的理论对生存本相的追问启示了广大作家。海德格尔认为，“如何是”比“是什么”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因为事物首先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表现它“是什么”，即表现它的本质。这也就是“存在对于本质的优先地位”，亦称“在”对“在者”的优先地位。②“存在”的优先地位，决定了只有“对追究一般的在的意义的问题作事先的了结”，才有可能着手解决其他哲学问题。并且“真理也一定要在追究这样的在的性质这一任务的范围之内才能阐明。”③中国作家意识到，既然生存的本相都值得追问，那么，那些人为的概念都值得反省，进而意识到以往公认的中心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不过是由语言操纵和表达的“真理”，意识形态的被怀疑，偏离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三，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中国智慧有着广泛的实用性与历史内涵，呈现为实用型特征。这种智慧和文化造就的文化人格，一方面具有关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正是他们重视现世和务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从不空洞地思考人生、世界的“终极”问题，认为这种思考没有实际意义，与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相悖。落脚于当代，改革中的一代作家身心疲惫，对他们来说，对彼岸充满神圣的渴望，对某种终极价值的追求已经变成一种类似奢侈的精神装饰。他们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关注、责任感转变为冷静地观察生活，思考现实，获得心态的安宁和平衡。 由小说偏离中心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引伸出如下两方面的思考。 1.解构的同时也要求重构。解构了中心话语体系的小说作家们诚然是获得了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将自己推到了最为艰难的境地。因为解构的中心话语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派生物，所以解构的实质做的是意识形态工作。没有话语内容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一种话语体系被解构了，必将以另一种话语体系来代替。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重构的时代，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取决于解构，而是取决于重构，取决于重构的话语体系是否具有审美价值。重构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对生活现象的重构。生活现象广阔丰富，以哪些生活现象来重构，既是题材问题也是审美理想的问题，是创作主体对生活现象选择、判断和艺术组织的问题。小说不仅仅是镜子，照出生活的本相，而且是作家心灵的灯所照耀过的生活的艺术表现。心灵的灯照耀过的生活是作家重构的生活。优秀作家面对解构的潮流，必然怀有对生活现象重构的自觉意向，也就是唤醒了、激活了另一种沉睡的和麻木的意识，在茫茫之中四处追寻，建立起了和周围世界新的追问关系。近年来我们在一些优秀小说中读到了重构后深邃悠远的艺术空间。例如储福金的小说，“固然都可以譬喻为是以‘梦’为背景的，它也表现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身不由己的命运，但重构的努力则尤其是在‘梦’醒以后，寻求着新的灵魂栖息的家园……敞开生命的全部门户感受和表达，使所谓的‘原生态’生活现象焕发出了新意义。”④第二是对精神心灵的重构。这既包括审美理想也包括创造主体的人生观、精神需求的方向、质量，以及心灵呼唤的内容。它是决定重构的小说话语体系质地的重要方面。对精神心灵的重构目的是不断深入地展示人类心灵的悸动，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任何成功的有良知的小说家的创作道路都是精神、心灵重构的实践历程。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说时曾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⑤因此，他倡导作家要“注意处于自我冲突之中的人的心灵问题。”⑥ 2.重构就是建立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按照乔治·普莱的“阅读的现象学”的观点，阅读具有能动力量，它包含着超出读者自我直感的经验。读者进入的文本仿佛是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阅读中很快会发现一种“其他性”，而且这种“其他性”最终以一个“陌生”的主体呈现并“分离”出来。读者的阅读是进入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进入另一个“我”，既叙述的主体之内。用普莱的说法是：“阅读是这样的行为，通过它，一个思想在我之中设法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不是我自己的主体，无论我何时阅读，我都在精神上宣告了一个我，然而我宣告的这个我并不是我自己。”⑦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是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求作家提供一个具有思情寓意的“场”，可供读者进来感受它的“陌生”，感受它的魅力，与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近年来的一些小说解构确实在进行，相应的重构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缺少思情寓意。在小说中读者与作者出现了同一性。作者的体验就是读者的体验，作家没有能力提供读者感到陌生而且富有魅力的体验，只好让读者在小说中重新温习生活中已有的体验。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丧失了。生活体验与审美体验是质地不同的两种体验。生活体验是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会具有的，审美体验则是作家以审美理想对生活咀嚼，上升到美学层面后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又是他们在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已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原始性，具有了与他人相通的特质。由此我们进而认识到，使小说富有思情寓意，建立起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是重构的重要任务。它不允许作家仅仅停留在对生活的真诚阶段，它还要求作家进入艺术真诚的阶段。进入艺术的真诚阶段的作家才有高屋建瓴的思考、对人生和世界独到的理解。才会有思情寓意。如眼下以朴素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毛茸茸的原生态特色的写实小说，诚然是注意留下了一代人忙忙碌碌又无可奈何的身影，却疏于表达他们灵魂的呼唤。正如一些评论家慨叹的：文学的超越意向过于微弱，已很少浮现指向苍穹的亮光。而眼下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时代性主题，对前景与现状的艺术表现，对当代人精神的纵深开掘该有多么重要啊！以此来建立作家与读者心灵的对话，在我看来是小说创作走向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