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文革文学，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之间缺乏一种普遍可适用性的研究话语，这种基本研究范畴的阙如已经影响了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科的学术存在，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学术建树。 这种“断代”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这种提法以“传统——现代”的范式为圭臬，将现代文学与此前文学作“断裂”观，之后遂有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八十年代文学”与此前的“断裂”。具有代表性的是季红真的论文《文明与愚味的冲突》，此文史断周全，立论严谨，堪称学术论文之楷模，“文明与愚味的冲突”的提法，亦很好地凸现了“传统——现代”断裂的理论假设。 但即使是在那时，一种新的假定已经存在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者之一，黄子平在对汪曾祺，林斤澜的读解中，表现出对渗透于日常世俗生活中的非断裂的，连续性因素的考虑。因为当时即使是在学术界，余英时等人的主要论点尚鲜为人知，唯所幸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及哈佛博士格里德(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几为畅销书”，故一种新的假定已渐抬头，这便是：中国现代进程的推动力量不仅是“西方现代性（它是基本模式之一便是传统——现代的断裂说），而且还存在一种来自中国社会和人文精神内部的“俗世化过程”(Secularational Process)之力在起作用。 林毓生与格里德的研究蕴含着一个潜台词，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在依据西方现代性特别是“传统——现代”范式作出判断时，他们的基本立场不仅与五四知识分子，而且特别是与五、六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的实践者们在理论范式上并无区别：“城市中的激进知识分子受到历史进程只能单向发展的思想束缚，认为对待过去只能采取克服、摧毁和彻底决裂的态度。和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坚信一种近代化信念，认为‘革命的本质就是变化，而变化越大越好’。可是对千百万中国农民来说……情况是两样的。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循环变化的思想框架中思考问题，因此并不认为眼前的悲惨处境是古老社会结构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它是这种社会崩溃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最怕的是一种抽象的变化，他们想从革命得到的并不是更多的而是更少地动乱，不是向着崭新的，渺茫的未来前进的变化，而是重建并加强旧的家庭、宗教和社团的联系，重建一种完整和谐的生活情趣。”①上述平易而切实的论断揭示了两种历史观念间的距离：一种是基于“变化，而变化越大越好”的现代性历史观；一种则是基于中国俗世信念的“循环变化”的历史观。如果说八十年代前者在学术界仍占主体位置的话，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结构及人文思潮的种种变化，我们终于能够有距离地思考这种现代性的历史观，而透过对“现代发展的悲剧进程”进行描述的这种历史观的反思，我们也许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当代文学被割裂的三个部分作整体性的诠释。 一.“俗世生活”与“创造历史”：《红旗谱》及其它 马歇尔·伯曼在其富有创意的著作《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一书中给现代性下定义说： “有一种富有活力的经验，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经验，自我和他人的经验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感受着它，我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指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它把我们都注入到漩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漩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漩涡。成为现代的，就是指成为这样一个宇宙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宇宙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② 这就是说，具有现代性的人不仅意味着一个在自身内部永无止境地进行着分裂和解体的悲剧性主体，而且他还是一个要无情打破一切以前状况的斗士。用柯文(Paul A.Cohen)的话来说，现代人是信奉“抽象变化”的绝对律令的“新人”。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期，即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种“新人”的出现，意味着无情地破坏那剩余而可怜的，苟延残喘的“重建一种完整而和谐的生活情趣”的愿望，以悲剧性的创造历史豪情挣脱“循环变化的思想框架”，③几乎是必然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选择了“反叛日常世俗生活”的坚定立场，而我们常说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学的大致区别也正在这里。 简而言之，当我们翻阅苏青的《结婚十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钱钟书的《围城》，这些被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列为四十年代的“大家之作”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的是“日常世俗生活”。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真正突破了五四“宏大叙事”的不是当今的“新写实派”而是苏青，张爱玲也比王朔更深切地表述了在都市里“作一个俗人”的快乐，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自然都是事实。 “日常世俗生活”环绕着我们百年不易，正如钱钟书用一句美丽的法文所表述的：“千变万化，旧事依然”(Plus ca Chang,Plus ca reste la meme Chose)。钱氏在此表述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的“反现实主义”的时间观念，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现实主义以前，主人公在小说中的时间是常态的、不变的，从头至尾保持一致，只是情节与周围环境有所改变。而现实主义出现后，小说中主人公与时间的关系便大不一样，即时间逼入主人公，这个时间就是“历史时间”，主人公在小说中的“成长”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④众所周知，这便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说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