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是政治活动中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修辞（此处的修辞主要指运用政治语言的技巧）行为。政治修辞以一般修辞为基础，而又区别于一般修辞。它是政治主体利用政治语言所进行的修辞，修辞的目的是说服政治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修辞理论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以修辞为基础的政治修辞在理论上也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然而，政治修辞的理论范式不同于一般修辞的理论范式。依据现有资料，我们概括出政治修辞的几个范式：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与反修辞。 一、政治修辞理论的三种学说 政治修辞在理论上同一般修辞理论一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亚里士多德的规劝说到博克的认同说以及发展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认知论。 （一）规劝说 政治修辞的规劝理论始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修辞“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因此，修辞关注的是效果研究。20世纪，规劝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修辞学家劳埃德·比彻尔。他于1968年写的《修辞情景》一文继承并发展了规劝说。1981年，他的《政治修辞》一文，又对政治修辞的概念、技巧、主题、证据与情景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修辞是一种研究传播的方法，其功能是在实践和人类事务领域为我们自己和受众建立判断。修辞坚持理性辩护，把真理和价值看做规范原则”，“修辞的目的就是影响听众的观念和态度，并在他们身上唤起某种期望”[2]。 （二）认同说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认同理论否定了规劝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修辞学大家肯尼思·博克。他对规劝和认同作了区分，认为“规劝总是直接来自某种明确的目的，为达到某种直接的效果；而认同则挖掘了更普遍、更深层的东西。在象征活动中，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中”[3]。博克认为，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分歧、分离和竞争，而认同是分歧的补充。修辞通过语言促使人们合作。 可见，规劝说是一种行动目标论，而认同说比规劝说进了一步，是一种心理认同目标论。前者要求行动与修辞者的期望相一致，而不管其心理倾向如何。比如投票，只要投票就行，不管你愿不愿意。后者却要求受众的心理与行动均符合修辞者的期望，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投票这一行动的实现，而且要求心理上的一致态度。规劝的对象是“骑墙者”，认同的对象则是忠诚的拥护者。 （三）认知论 认知论是认同说在逻辑上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司各特。20世纪70年代认知论者提出，真理是不固定的，是不断被改造的，而修辞就是认知真理的方式。八九十年代，认知论进一步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相结合，“拒绝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拒绝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认为真理是主观的，现实是由主体建构的，真理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它们在具体的、有限的、可变的现实当中变幻不定地游荡”[4]。 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都是政治修辞理论在西方发展的逻辑结果。西方政治修辞在理论上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认知论，同其哲学立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对于西方政治修辞理论，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规劝说和认同说是政治修辞理论的精华。对此，我们要批判地吸取，并服务于我国的政治传播事业。比如，规劝说对修辞规范原则——真理和价值的坚持，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同说对修辞活动的心理层次的认识，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和接受的。 二、政治修辞的理论范式 （一）情景修辞 情景修辞就是以情景为基础的政治语言修辞活动。情景修辞理论是政治修辞理论的主要范式之一。这一范式的主要倡导者是劳埃德·比彻尔。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信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且是对历史情景的必要反应。”[5]修辞情景由三方面构成：事变状态(exigeacy)、积极参与的受众(audiences)和种种制约因素(constraints)。如果没有事变状态，就没有演说的动机；没有制约因素，信息就不可能有效；没有积极参与的受众，信息就会成为无果之花。“因此，事变状态、制约因素和积极参与的受众就构成话语得以运用的政治背景的内在结构”[6]。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为例，这一政治宣言的修辞情景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事变状态，即1935年的华北事变。其二是积极参与的受众。这一宣言的积极受众包括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党各派、海内外爱国同胞。其三是制约因素。这里的制约因素则指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没有这些因素，宣言就不可能取得全国同胞的认可。 （二）运动修辞 关于运动修辞的主要内容，我们借助美国学者西蒙思的研究予以说明，他提出了关于运动修辞的“要求—问题—策略”(RPS)理论。 RPS理论认为，政治运动修辞要求：在集体活动中无论其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成员怎么样或结构处于什么状况，都必须能吸引、挽留和操纵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必须能对更大组织结构的行动做出回应。政治运动不能脱离这些要求而存在。因此，政治运动必须适应下列要求：1.能够调动人力物力。2.能够对外界施加影响。3.能够抵制对立影响。运动领袖必须能从修辞上处理可能遇到的以下问题：1.道德与政治不一致。运动必须能平衡权力需要和价值需要。2.现实与神话不一致。运动要现实地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可用的资源。3.才能与操纵不一致。领袖面临角色期待和角色定义之间的差距。4.前后一致与灵活性的关系。运动的种种声明和活动必须构成前后一致的整体。5.合作与竞争不一致。运动领袖可能与其他领导、能够提供资源支持的第三党、甚至反对派有共同利益。在怀疑竞争者的同时，也可以消除分歧。在修辞策略上，RPS理论有两大类型：激进派和温和派。两种修辞策略各有优缺点：激进策略能给予运动以可见度，温和策略能够使组织到达决策中心。与此相对应，激进派支持者易被鼓动，温和派支持者易被控制；激进策略对于压力型的“权力受制者”（即恐怕失去权力、地位与财富，不能逃跑的人）有效，温和策略对于“非权力受制者有效”[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