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千年伊始,正是必须认真对待国家的时候。“国家权力在20世纪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弗雷德里克·C·特内(Frederick C.Turner)在以“变化着的国家角色”为主题的新千年第一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写道,“但是强有力的国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使大众更能安然自在地追求自己所好。”(注:弗雷德里克·C特纳:《国家作用的变化:测量、机会与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期(英文版2000年第1期),第7页。)不仅如此,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既有侵蚀国家主权的跨国主义的外部挑战,也有造成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的内部挑战。关于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解释框架似乎都已不足敷用,由于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而消了肿的政府的职能调整,全球化向国家提出的新要求,国家的未来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新的认真思考。在这种结合历史条件变化而进行的探讨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创立并在20世纪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理论,无疑应当成为我们追溯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目标。 一、“我们需要一种国家理论吗?” “我们需要一种国家理论吗?”这是英国学者麦克弗森(C.B.Macpherson)在1977年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接受自由民主观念但不承认现存社会和国家能够实现这种观念的人,像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不接受马克思整个理论的社会主义者,才需要国家理论,而承认现存自由民主社会和国家的人不需要国家理论,他们最多需要一种关于公正分配的理论。(注:见Democracy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G.Dunean ed.pp.15-31.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 麦克弗森的观点反映了在20世纪随着政治学科学化、实证化的不断加强而导致的国家理论的式微。众所周知,国家理论是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国家理论是传统政治理论的别名。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政治理论家们几乎都把政治学理解为国家学。这种情形在20世纪发生了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些美国政治学家主张采取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并在60年代成为了美国政治科学的主流。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锋芒所指,便是传统政治学以国家理论为基本内容。在行为主义学派看来,传统政治学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只对国家制度作静态的描述,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使政治学研究具有严重的“价值偏向”,无法保证其“科学性”。因此,他们主张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张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精确化、数量化,主张政治学研究应该“价值中立”,走分析性、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路子。就国家概念而言,剔除了其规范性的内容,它可以用别的术语来表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就用“政治系统”(politica system)一词代替了“国家”概念,并且很快在政治学尤其在美国政治学中成为含义最广泛、适应性最强的概念。 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的方法和形式,从而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但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成功也显示了它的限度。首先是“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能?因为对政治事件的任何解释都涉及对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都会诉诸一种关于人类需要和动机的一般观点,进而会具有规范性意义。而且,这种以“实然”分析排斥“应然”规范的任务设定,使政治学仅仅具有技术性的效用。如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理论家所批评的那样,行为主义政治学由于其实证主义的倾向以及不能理解规范性的问题,因而它不仅反映了,而且加剧了西方的总政治危机。其次,这种排斥国家理论的政治学与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因为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的权责一直呈不断扩大的势头。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更是接连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国家概念、规范性理论的复兴,可以看作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具有缺陷的一种矫正。从行为主义学派中产生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复活政治分析中的国家概念和国家理论,而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于1971年发表《正义论》一书,则被公认为规范政治理论复兴的标志。而在欧洲大陆,国家概念一直保持着它的活力。美国政治学中规范理论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欧洲大陆传统政治理论的现代价值。 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被麦克弗森看作为“一种关于公正分配的理论”。但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不需要国家理论”的最后让步?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麦克弗森所作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最近20年,国家理论越来越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政治学的发展会重走传统政治理论的老路,也不意味着国家概念在当代政治学中重新取得中心地位。虽然(传统)政治理论与(现代)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今仍未有公认的解决,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则是明显的。 国家概念和国家理论的复兴,突出地表现在最近20年间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人们谈论市民社会,“所援引的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篇:《国家与市民社会》(论文集),第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思潮的出现所复兴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政治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