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1）03—0036—05 真、善、美相统一，是一种审美关系、一种美学理想，也是一种价值关系、一种人生境界。由人的价值取向切入五四小说家的审美关系，我以为偏枯乃是其审美方向上表现出的共通特点。即是说，以文学研究会为骨干的作家群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作家群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亦即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对真、善、美的内涵的界定，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理想的追求也便形成了各自的偏颇方向：偏枯。需要说明的是，偏枯一词有二义：有中医所说的“偏枯”，亦即俗语所谓的“半身不遂”，也有《潜夫论·实边》“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跸痱之类也”所言之“偏枯”，二者含义有别。本文是指后者，即发展不均衡而偏重于某一方面。 判断的标尺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基于启蒙和救亡的双重需要，以辟人荒的胆略鼓动起人的运动亦即新文化运动，用个人本位主义置换了传统价值观的基石——家族本位主义，并为作为生命实在而独立存在的“人”标示出“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1]（P103）的价值取向，高悬起“是个解放自由的我， 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2]（P56）的理想境界。但在他们的呐喊声中觉醒过来、登上文坛的五四小说家的人的价值取向却发生了重此轻彼或者重彼轻此的重心位移，甚至连作为先驱者而曾经在阐释《我之节烈观》时提出过“自他两利”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小说家鲁迅也概莫能外。“‘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学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学者是来为人类服务，应该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学；而文学呢，即等于人生”的观点，是以文学研究会为骨干，包括新青年社、新潮社和后起的乡土小说家在内的作家群心目中“最新的福音”[3]（P25），也更是他们人的价值取向的主要标志。与这一作家群侧重于将自己视为价值客体，奋力追求个体的社会价值不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包括弥洒社、浅草——沉钟社等的小说家在内的作家群，更着重于将自己视作价值主体，注重个体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他们狂呼大叫：“‘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个性强烈的我们现代的青年，那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Erweiterung des Ichs的信念？”[4]（P141）重心的位移，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致力于“人的运动”的努力在文坛上事倍功半，也使得文学领域里需要巨人的五四时代远未达到伟大的完成，亦即所创造出的仅仅只是伟大的未成品而非巨人和巨人的业绩（具体阐述导致重心位移的原因，并非本文的任务，恕不赘述），而这种各有侧重的人的价值取向，却内在地规范着五四小说家对真、善、美的内涵的界定，制约着他们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理想的追求。 早在《庄子·齐物论》中便出现了的“真”字，唯有在高扬科学旗帜、呼唤理性精神的五四时代，才真正提高并且确立了它在审美关系中的地位。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两大作家群都致力于崇真求真，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崇真求真时，他们所择取的是什么样的人的价值取向、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人的价值取向不同，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的侧重点不同，所崇所求的“真”便具有不同的内涵。 “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的价值客体身份的自我认定，使以文学研究会为骨干的作家群不能不关注和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个体的社会价值。他们所推崇所追求的“真”也因此而成为“真情”与“真相”的统一、融合。所谓“真相”，是就价值主体，亦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而言。睁开眼睛看取这不幸的人生并且书写出其血泪，根本目的正如鲁迅畅谈《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所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达此目的，他们注重细致观察、客观观察，“深入一切内在生命的观察”[5]（P18），强调大胆的无所讳饰的如实描写，同时主张个性与共性的典型化，即“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3 ]（P92 ）；推崇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性，亦即佩弦（朱自清）论《论文艺的真实性》时所说的“创造的真实”。在他们看来，文学的进步就在于和人生的关系日益紧密，而其发展趋势无非是“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感情，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当代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抗与呼吁”[3]（P27）。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更能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所谓“真情”，是作为价值客体的这一作家群成员对于自身情感的要求。在1921年7 月《小说月报》所进行的“创作讨论”中，曾因恋爱关系受郑振铎影响而在文坛上昙花一现的王世瑛论《怎么去创作》，阐释了这种要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要使读者起或种情感”，“必定我们对于这个事实，先有浓厚真挚底同情，很自然地表现出来”。而其同窗好友庐隐《创作的我见》，则着重强调“真情”对于价值主体，亦即“身受痛苦的人”的现实效用：“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籍，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可以说，“浓厚真挚底同情”就是这一作家群的“真情”的质的规定性。正其如此，他们鄙视并批判游戏人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信奉人道主义并特别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认为离绝了交换、利害关系的“爱”是人伦的索子亦即所谓的纲，如鲁迅；相信爱、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魂，爱与美的灿烂之花能超越现实世界，如叶绍钧、王统照。也正其如此，他们坚持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肯定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点，如沈雁冰；要求发挥个性表现自己，如冰心；强调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生命为灵魂，并进而倡导血和泪的文学，如郑振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可以说，价值客体的“真情”与价值主体的“真相”相统一相融合，构成了这一作家群所崇所求的“真”的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他们倡导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