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世纪，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迹象：20世纪的前八十年，其“现代性”受到了过多的质疑，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沈从文的“边城”系列乡土小说与茅盾的大都市小说《子夜》，甚至于像“新感觉派”的小说，其价值定位都是一致的。而惟有鲁迅的价值判断是特立独行的）基本上是排斥“现代性”的；而到了90年代，人们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地强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的优势，而忽视了它的矛盾与弊端。 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问题是，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试图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之中寻求共同的利益。中国大陆在苏东巨变与一场政治风潮后，毅然坚持在经济领域里开始向“全球一体化”迈进，然而，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实行接轨，而在文化和文学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排拒却又是不可能的，试图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形成一个“滞差”（注：关于“文化滞差”，见笔者《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粤海风》1997年第10期。）格局的政治诉求，几乎成为泡影，甚至文化与文学上的变化可能要比经济上的变化更快、更深、更习焉不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在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整体框架中，东西方世界又有了重新回到共同文化起点的可能性。人们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的物质时代，而文化语境的冲撞与合流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回顾和重新考察“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以及90年代文学，似乎更加有理由对转型期的文学现象作出一个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判断。 一、文学背景：作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生成 “20世纪文学史”的论题的提出，其本身就是对文学史依附于政治史价值判断的一种反拨，其实质内涵就是将五四时期“现代性”诉求的宗旨，作为判别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价值框架体系，这显然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断代分期方法的一大进步。但是，论者们所没有料到的问题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逼近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中国在文化体制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迅速与世界文化对接，如此深刻地融汇于西方文化，“五四”的沉重命题没有也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完成，它却使人们在“全球一体化”的演进之中看到了新世纪文化的骤变，高速运转的经济物质发展的巨轮将中国悄然带进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上，轻轻地、悄然无声地就消解了近现代以来那个十分沉重的启蒙文化语境，这就难怪一些原是五四文化启蒙的学者们，亦只能“放逐诸神”而“告别革命”了。当然，五四精神与启蒙宗旨的实现，可能也不是由“全球一体化”的物质变化历史过程就可一蹴而就而简单完成的，它的最后仪式毕竟要靠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未来尚难以预料。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光怪陆离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文学的历史构成和临界呢？ 尽管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们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也归属于被淘汰之列：“我将部分地放弃使用任何对文明（或文化）命运的循环解释，即关于文明由诞生到成长、再到死亡的固定说法及其各种翻版……以及卡尔·马克思关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论。”（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活力》、《历史与时段》，引自《资本主义论丛》第151页，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版。）尽管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有许多未曾料到的复杂因素而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但是，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断代分期方法却仍是可取的，它不仅仍适用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描述，而且它也更适用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形态描述，尤其是对中国20世纪末社会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历史断代分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不必说它对文学史的“现代性”进程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了。 就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而言，漫长而强大的封建主义文化体制将一个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修炼和维护得十全十美。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了我国明朝的资本主义形态问题，也更有些学者提出了唐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些观点的提出固然对我国的历史经济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以其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毋庸置疑，一直到1898年康梁策动的“戊戌变法”，才正式在大厦将倾的封建主义文化体制和语境之中，提出了要解决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变革命题，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但是，看似风雨飘摇而不堪一击的封建清朝政体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以几千年的沉重文化躯体的质量和能量，足以使得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文化命题胎死腹中。而五四新文化的艰难命题仍然是在试图解决前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现代性”的问题。但是，它亦如鲁迅悲观的预言那样难以实现，对着旷野而找不到出路和找不到攻击强大敌手的恐惧和悲哀，作为一个闷在“铁屋子”里的文化绝望者的悲鸣，这就是鲁迅在“呐喊”过后“荷戟独彷徨”的真正缘由。“尽管商人和贪官在地方范围内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的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这里的极权主义没有贬意）。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仅在中国之外立足，例如南洋群岛，那里的中国商人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发展。”（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活力》、《历史与时段》，引自《资本主义论丛》第98页，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版。）因此，经过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洗礼之后，20年代末与30年代中期就中国究竟走没走、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价值选择问题的讨论，就变得举足轻重了。这些由文化界发起的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都是对“现代性”的巨大质疑，同时也是放弃中国“现代性”契机的一次次历史的反动。毫无疑问，20世纪后半叶，我们仍然沉浸在无边的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之中，尽管我们的沿海地区在80年代已经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那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文化矛盾叠映在中国这一沿海地区的时空之中。但是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大部分的内陆省份，尤其是西部地区，仍然在充满着试图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就此而言，尽管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落差已经形成，但是它还不足以形成使中国完全摆脱农业文明的社会肌理。亦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以此来形容和概括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生成状况，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