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马谢雷(Pierre Machere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伊格尔顿(T·Eagleton)在《马谢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指出，马谢雷“打算把马克思主义批评从黑格尔学派与经验主义的种种糟粕中完全解放出来，实际上他可算是第一位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他想确立一种同以往的‘认识论决裂’的激进学说，提出完全与众不同的疑问。因此，依我看，他是当代最敢于挑战并具有真正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谢雷和他的老师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探索中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世纪后半期的一些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斯(Ragmond Williams)、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伊格尔顿等都深受这两位“阿尔都塞学派”的主要人物的影响，他们逐步抛弃了传统的由社会经济基础单向决定文学上层建筑的理论，形成了一种强调文学的相对独立性(independence)、自主性(autonomy)和多元决定性(overdetermined)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六十年代初，在阿尔都塞的建议下，马谢雷将论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列宁、凡尔纳、笛福、博尔赫斯(Borges)和巴尔扎克等作家和批评家的六篇文章结集，作为《文学生产理论》一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列组成一套大型理论丛书，于1966年在巴黎出版，在理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马谢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勾勒出了旨在考察文本生产条件的一种批评策略。他相信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沉默”是最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之一，可以说他的批评战略只是阿尔都塞的“症状阅读”理论的展开或发展。马谢雷主张发掘文本中意识形态矛盾的潜在影响，而这种矛盾常常被诸如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之类的文学表现手段掩盖着。 马谢雷曾公开声称，他的另一部比《文学生产理论》更成熟的著作《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早期的形式主义作品是有明显差别的。他说：“这是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On Ideology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影响的结果。”（注：Robert Young: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m Reader,p79.）阿尔都塞的这篇著名文章，据马谢雷看来，是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在理论上的直接反映。阿尔都塞废弃了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与“现实”相对应的“幻想”的概念，即由一个“现实”的物质结构掩盖着虚假思想的体系。这类概念曾经通过卢卡奇等人的著作产生过很大影响。阿尔都塞与此不同，他认为意识形态应该是社会实践的物质体系(material system of social practices)，研究意识形态并非是研究意识，而是研究一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军队、法律等）的社会化实践。 可见，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思想，它还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它的实践中的大量思想性不十分明确的事物中。作为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想象性地再现作为主体的人与其真实生存状况之间关系的物化存在。不妨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历史的深层无意识，它“通过诱使个人与它认同而从个人中‘招募’主体，把个人变成主体”，（注：《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并以此来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它的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思想家所完成的一种过程，完成这一过程所凭借的是意识，但却是一种伪意识。那些真正驱动他的动机，他是不知道的，否则那就不叫意识形态了……”（注：《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所以，无论是作为一种“伪意识”的产物（恩格斯），作为主体对自己的实际存在的一种想象（阿尔都塞），还是作为幻象性质的各种社会信仰所组成的严密体系（马谢雷），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马谢雷自觉而大胆地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某些观点，如，马谢雷在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中将幻象(illusion)和虚构(fiction)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幻象是人的一般意识形态经验，它有别于个体本身的“生活”经验，“幻象”往往不受生活法则的控制，而“虚构”则要求以生活经验及其可能性为依据，它没有“幻象”那种天马行空般的自由。但作为作者加工的材料，“幻象”又如同个人“生活”经验一样，在文学生产过程中要受到“虚构”必须遵从的那些法则的框范，并变成不同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艺术对意识形态的定形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意识形态的幻想性，但是，作品本身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带普遍意义的认识，作品能凸现意识形态及其虚构景象，而无法提供关于现实的理论图景。理论性知识只有批评家或读者借助于“症状阅读”的方法才能获得。所以如前所述，马谢雷认为，了解作品并不是倾听或理解事先存在的话语，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文本的话语的生产，这种话语能响应文本中的“沉默”开口说话(articulating)。这看上去与诠释学寻找一种隐藏在作品中的含义和结构很相似，实际上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可以说，马谢雷的做法是为了建立一种同作品本身不连续的新话语，它同作品的关系就如同科学和意识形态一样是界线分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批评……并不是获得作品真谛的某种‘工具’或‘通道’，而只是一种使批评对象看来与它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改造对象的劳动而已。”（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在马谢雷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真谛”“并不象核仁在鲜果内那样隐藏在作品中间，等待着‘阐明性的批评’去挖掘。作品的含义是无处不在而又无迹可求的。”（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因此，解释作品不是切开果子寻找果核，而是要说明作品本身并不存在的某种丰富的含义。作品并不包含一种凝固不变的、明晰单纯的意义。作品应该是矛盾重重、歧义纷繁的多种冲突的集合体，正是这些冲突使作品同现实结合起来。意识形态以其意味深长的沉默、巨大的空隙和歧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使作品同意识形态的模式分开而保持的距离体现为将作品同它本身分离的某种“内在距离”(internal distanc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