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2-0051-06 科技的进步，冷战时代的结束，使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旋律，由对抗走向对话，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刮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巴赫金旋风”。《巴赫金全集》在作者的祖国没有被出版，而1998年却在中国首次出版了。一位20世纪的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得到中国学界的青睐。该书的出版和对话理论的研究向世界宣告，“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1]的到来。 一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又是什么将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联结、沟通起来呢？这就是用话语呈现出来的对话关系。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2](P340) 对话的前提是语言和话语。“语言、话语——这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3](P322)。在没有语言、没有话语的地方，不可能有对话关系；在事物之间，在概念、判断等逻辑范畴之间也不可能产生对话关系。由于人的全部思维，都具有对话的性质，因此，“对话的边界纵横交错在人们现实的思维空间里”[3](P328)。“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大型对话），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3](P353)。 人类世界不是一个死寂的无声的世界，而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没有语言和话语的联结和沟通，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无法维持。“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2](P242)。“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而话语是针对对话者而言的。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4](P436)。用话语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表现生活，自然就具有了对话的性质。“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全部个性参与对话”[2](P387)。人也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交流思想感情，从事种种社会活动，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层次上加以理解。从狭义来讲，是指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从广义上来讲，对话则包括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1)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面对面直接大声的言语交际，这其中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都涵盖在其中，比如，生活的、认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文学的等等。(2)书籍、报刊所包含的语言交际因素，这其中既有直接的和生动的对话，又有批评、反驳、接受等语言交际过程中以不同形式组织而成的书面反应：评论、专题报告、调查报告、文艺作品等等。(3)书籍、报刊筹印刷出来的言语行为，涉及的内容不只是现代的，而且可以针对历史上的作者本人，还有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内的过去的行为展开的语言的交流。我们阅读、研究历史流传下来的书籍、报刊以及其他形式，如竹简、石刻等显示言语交际行为的文物，实际就是在同古人、外国人进行言语交际和对话。(4)扩而大之，其范围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党派的意识形态对话和种种言语交际行为。 对话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话贯穿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活动的全过程中。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对话性的。这里我们不去研究不同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对话问题，将话题再转回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对话问题上来。巴赫金说：“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文学过程是文化过程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在广袤无垠的文学世界中，19世纪的学术界（以及文化意识）只涉猎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我们则把它缩得更小）。东方在这个世界里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反映。文化和文学的世界，实际上如宇宙一样广大无涯。”[3](P403)巴赫金在这里实际已提出了一个开展世界性的文化与文学的对话问题，直接涉及到文化诗学的建设。巴赫金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精密科学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无声之物，而是有自己个性和声音的人及其活动。因此，人文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型态的科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包括文学理论研究），“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3](P372)。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五四”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由于理论界内部自由地展开对话，理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中国作家、批评家与外国作家、批评家的对话，才使理论本身的探讨有所进展和突破。也正是在对话与交流中，我国理论界才不断地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逐步摒弃了一些僵化的文艺理论模式。对话，不仅是我与你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对话，还可进一步扩大为学派与学派的对话。不同学派的对话，可以使理论注入生机，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巴赫金指出：“在科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只有唯一一个流派存在（不过几乎总有一个流派占据统治地位）。这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折衷，因为把所有流派全融合成唯一的一个流派，对科学来说是致命的（如果科学能死亡的话）。”[3](P398)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着不同流派，不仅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审美需要，而且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文学理论、美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创立不同的学派，展开相互之间的对话与争鸣，同样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相反，艺术上和学术上没有流派与学派的存在，则是不正常的现象，久而久之，这种独语式的艺术与学术，就会走向僵化和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