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是1999年12月31日了。再过数小时，地平线上升起的，将是新世纪的太阳。在这辞旧迎新的千禧夜，先生想说些什么呢？ ●记得某智者说过：20世纪的最后一夜与21世纪的第一个早晨并无什么不同。说得很机智，但这是就物理时间而言。物理学水平的时光流逝速率委实是均衡的，冰冷的，刻板的，对所有世纪皆一视同仁，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也。但文化学水平的心理时间却是非均速、非机械的，它将在主体的情态体验场中被诗性地拉长（比如“度日如年”）或缩短（比如“光阴似箭”）。当溶于生命历程的时间刻度一旦被情感浸透，主体将顿悟“此时”的分量，以致从瞬间读出永恒。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种刻骨的亲情之“思”，惹人“倍”感“节”日的非凡。故置身于千年一回的千禧夜，若比平时多一分世纪的反思，当是人情之常。而作为人文学者，我眼下最想说的，乃是重申：系统追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薪火的百年明灭，应是一个不无深意的话题。事实上，我用3年功夫，连续函谒安息于九泉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及王瑶，而成即将付梓的新著《九谒先哲书》，就是想对上述话题说出我的思考。 ○从《谒梁启超书》到《谒王瑶书》，先生的谒书篇幅越写越大，这是否意味着您对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传统（简称“学统”）的思考，是在写作过程中一步步地发酵、成熟的？ ●我是从1997年开始系统思考“学统”命题的。1997年是我的本命年，48岁。我屈指一算，若能高寿如冯友兰活到95岁，也意味着我生命的一半已属于死神了。若我能健康地活到80岁，则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也只剩30年了。这当是我今生今世可能拥有的最大财富，堪称“至尊至贵”。我随即自问：你将用这30年干什么？回答：仍做人文学术。为何非将一生献给学术不可？显然，作此抉择，亟待给出理由，方可安魂。这就是说，我必须对自己有个说法，弄清楚为何要当人文学者？若铁心直行此道，则应该怎样活，才无愧为一个纯正的人文学者？……这一连串悬念都必须“面对”，而“面对”的最佳方式，当是对话， 与那些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留下世纪性的足迹的先哲对话， 亦即与他们的幽灵对话。很巧，我所选择的9位先哲，全有涉清华大学背景， 可谓是清华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的三代学人之代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代导师；第二代学人是闻一多、吴晗和冯友兰；王瑶属于第三代，40年代才正式涉足学界。通过甄别上述先哲烙在百年学术史上的纷沓足迹，可以或依稀或清晰地叠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即“学统”究竟是什么。亦即雄辩地告诫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什么是人文学者必须做或不该做的？或何谓“有所为”，“如何为”与“不可为”？……当我写完《九谒先哲书》，我愿斗胆地说，我对自己所走的、并将继续走下去的路，确比以往明白多了。故完全可以说，我对“学统”的信念，委实是在写谒书过程中逐渐地清晰且坚定起来的。 ○当先生论及20世纪中国学人在面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时的价值迷失，几乎都把它归结为儒家政论文化已积淀为他们的价值的心理定势，这种沉潜到文化心理水平的剖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纵观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人格裂变到本世纪末众多学人的价值取向，百年学术史实在留下了太多徘徊的、彷徨的“过渡学者”的身影，近乎“文化返祖”，能否说这正意味着是某种文化宿命呢？ ●我确凿认定：中国文化传统先天便缺失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学统”之缺失，无疑是中国文化宿命之所在。我们今天在此言说“人文学者”一词，但传统辞典原本是不收“人文学者”这一条目的，古人大概更愿意称呼其为“书生”或“读书人”。而传统“读书人”之所以读书，其目的不是为了治学，更不是要为民族或人类的人文学术事业献身；读书仅仅是台阶，“学而优则仕”，旨在当官，又叫“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理想是能跻身朝廷而成宰辅，帮助皇帝治理朝政，横扫天下。其最高人格楷模是张良或诸葛亮。即使是“乾嘉学派”先驱顾炎武也沾此遗风。我认同现代“学统”胚胎最早是由“乾嘉学风”孕育的；但若仔细辨别，则其先驱顾炎武本身也颇自相矛盾：一方面《日知录》确实呈示出顾对严谨的科学思维的自觉追求，但同时他在骨子里又是瞧不起书生，瞧不起人文学术的。他说：“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人文学术作为异质于政论的精神创造，本无实践功用可言，这在有志于“反清复明”的壮士眼中，诚然无大价值。说白了，还是经世致用“值钱”。这个“钱”，当然不是意指货币，而是意指价值。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时，亦不像徐霞客在观赏大好河山之余倾心地理学研究，而往往用某种政治学乃至军事学的眼光去打量高山大川，发现哪儿地势险要，便设想不妨将此开辟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武装根据地。这也是一种选择，是政治或军事家的选择，顾无疑是把这种政治性活动，看得比闲暇时做学术更重要的。故当他嘲讽“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无非是说当他以政治家、军事家角色自期时，便不是“无足观”，而是“至高无上”了。所以我主张，在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之悠久、深厚的同时，切勿忘记其致命的苍白或贫困。王国维早就明言，与古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相比，中国先秦在文学艺术、思辨学术层面的积累是相当薄的。陈寅恪于1918年在哈佛与吴宓曾有对话，也说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过分地讲究政治功利的倾向，而很少有人真正把文史之学、文哲之学之研究作为生命的第一要义来追求。记得王国维在本世纪初曾撰文《论近年之学术界》，也说当下出国留学者虽多，但绝大多数到西方是去学政治、法律、军事、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而很少有人能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为学问而学问”，故不能不说青年王国维与陈寅恪真正是本世纪初中国“学人中的学人”，堪称“泰斗”。这不仅是指其学识，更是指其治学已臻境界，亦即因“学统”自觉而走出了传统文化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