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形而上学本体论支配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史，哲学家们或称其为理性主义，或称其为“逻各斯”中心论。形而上学为美学立法，美学不过是对相应的形而上学的中心价值的绝对优先地位的美学论证。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实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中叶以后的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光效应艺术等艺术实践更使人迷惘。人们已有的关于艺术的“知识”面临合法性和“失语”的危机，“艺术终结”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梦魇。 一、电子游戏作为艺术 在后现代语境中，艺术艰难地探索前行。伴随着高科技兴起的电子游戏逐渐显现出艺术相而成为艺术百花园中含苞欲放的花朵，大有“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之态势。 1、从游戏精神到游戏艺术 电子游戏要成为艺术，不可避免也要面临合法性审视。 游戏作为一种活动古已有之，关于游戏的理论阐释却始于康德。康德的“游戏说”主要是关于创作者主体“境界”的学说。康德认为，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而自由也正是游戏的灵魂所在，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艺术与游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他看来，艺术品之成为艺术品完全受制于创作者的心境是否摆脱了功利的牵系。康德说：“正当的说来，人们只主张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成品，这就是通过一种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于理性之上，唤作艺术。”“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作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做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形式，主张“促进自由艺术最好的途径就是把它从一切强制中解放出来，并且把它从劳动转化为单纯的游戏”，（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8～150页。）这种游戏“它可以给人类带来多种感觉的满足，而且这种满足是仿佛总是人的整个生命得到进展的一种感觉，因而也是身体舒畅或健康的感觉”，“是人类的一种纯粹主观、绝对自由的感性愉悦的活动。”（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84页。） 席勒认为古希腊的人是完整的人，现代人则是分裂的。分裂的人有两种冲动——感性冲动即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即形式冲动，审美游戏是缓解分裂冲突对人的片面压迫，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他认为人生的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戏：“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人生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如果一个人在为满足他的游戏冲动而走的路上去寻求他的美的理想，那是绝不会错的。”“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注：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0页。）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研究中发现了游戏是理解语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更好的思维模型，便一反其前期思想中语言和真实世界的“图式”关系，提出了“语言游戏”说。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语言比作游戏，意即我们的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活动就是它的其本要素。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他在《哲学研究》第7节中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一词的使用意在突出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他将游戏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层面，为游戏成为艺术提供了后现代话语权。如他分析艺术时认为，人们总是把美看作是艺术的本质，但“美”本身并无实体性，它只是一个表达感受的形容词，可以用感叹词互换。事实上存在的艺术与审美活动无非是一种游戏，游戏是由规则来限定的，而规则并不成体系，只是由有经验的人来运用。因此，不应到众多艺术中去寻找固定的共同本质，只要找出其“家族相似”性即可证明。 伽达默尔的游戏学说以解释学、现象学的思想方式，在存在论视野下重新审视游戏现象。伽达默尔明确指出游戏不是指主体的行为，不是指主体的情绪状态，也不是指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艺术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游戏不是指行为，甚至不是指创造活动或享受活动的情绪状况，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在伽达默尔那里，游戏与艺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认为，所谓艺术，就是一种向创造物转化了的游戏，而所谓游戏，就是一种向创造物转化前的艺术，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不过是通过向创造物的转化，游戏把自身提高到理想性境地。他坚决摒弃了康德、席勒从主观性角度来理解游戏的做法，强调在游戏中，决定游戏的不是游戏者个人的意志，而是游戏本身。游戏者游戏时必然会不由自主地被游戏本身的规律裹挟着、左右着，而减弱自我意识。他更为重视观赏者，他认为观赏者比游戏者具有一种方法论上的优越性。因为“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