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多少年来被人们奉为信条。但在多种情况下，知识并不等于力量。按理说，知识分子满腹经纶，总该是知识的化身了吧！可是，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力量，从古代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到今日众多知识分子的清贫、清闲、清高，无不反映着知识的无助与无奈。可见知识与力量之间并不直接对等，而是有个转换过程。哪些知识更容易转化呢？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哪些知识更有力量呢？这个问题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更重要也更引人关注。我们认为，在当今社会，只有掌握以下几类知识才会使人更具实力。 一、高新技术知识 尽管高新技术开发区遍设各地，但真正理解、掌握高新技术的却少之又少。“高新技术”是现代社会特定的概念，它不是传统工业科学技术的简单提高和创新，而是以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为特征的新知识形态。所谓高，指的是知识起点高，指该知识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之上，远远超过普通人平常的想象力，即只有高屋建瓴，才有切实的力量。因而所有的高科技都不是一般性的资料知识的积累，而是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发展。所谓新，不仅指技术知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新鲜的，是不为多数人所掌握的，而是指该技术是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的技术领域。根据联合国的分类，高新技术主要指：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等七方面的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目前社会上流行的知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近年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联，而比尔·盖茨则预言，世界首富将出自基因领域（注：杨昆，比尔·盖茨感叹：首富将出自基因领域.科学与文化.2001.（4）.2001.（2）.4.）。1997年9月29日，《福布斯》公布的全美富豪榜上，列出的400人中，有22人来自电脑与软件业， 52人来自金融业，53人来自信息传媒，而来自制造业的只有30人，来自自然资源业的也只有27人，前6位富豪中的5位是计算机和软件人士，靠知识致富的比尔·盖茨已连续5 年稳坐世界首富交椅。（注：周忠.知识经济引发竞争新思维.新华文摘.1999.（4）.187—189.）所以高新技术的耀眼光环，已成为新时代财富的象征、力量的象征。 尽管我们对高科技趋之若鹜，但在许多领域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常识”层面，如流行于世的各种“知识竞赛”中的“我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巴西的首都叫什么名字”、“1848年世界上发生了哪些大事”之类的资料，实际上，与人类掌握高新技术知识并无必然联系，而且由于教育者自认为这些资料便是知识，是学生要熟记深思的“科学知识”，致使学生浪费了最宝贵的记忆空间，错过了对资料检索与运用能力的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资料仅仅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开拓了视野，而与市场经济中需要的高新技术毫不相干。美国在1993—1994年的专利总数只增加了30%，同期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是1987—1988年的3倍，这说明他们的科学论文利用率、 转化率极高。专利所引用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只有27%来自企业。美国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自然也就不会“清闲”，也不会“清贫”。知识只要是货真价实的，也就自然而然地显得“清高”了。而且我国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比较缓慢，转化率只有25%左右，而转化为商品并形成规模效益的只有10—15%。我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占30—40%，仅为西方发达国家（60—70%）的一半。（ 注：游光荣，狄承锋.中国呼唤科技潮.新华文摘.1995.（7 ）.174—177.）长期以来许多科技成果未能摆脱“展品、礼品、样品”的怪圈，许多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这固然与社会，尤其是与教育、科研机构的运作机制有很大关联，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民众对科技知识理解能力的弱化。试想，在46%自称了解科学方法的人中，还有1／4的人认为“算卦至少有一点科学”（注：游光荣，狄承锋.中国呼唤科技潮.新华文摘.1995.（7）.174—177.），而对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的中国民众而言，高新技术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天外神话。于是“永动机”的研制、纳米概念的商业炒作，甚至李洪志之流大行其道便不足为奇了。 二、基础性知识 实际上，科学家与群众、科学知识与普通生活常识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虽然有一部分科学知识转化为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力量”，但大部分科学知识仍然是同我们无关或者是中性的。哥德巴赫猜想解决还是不解决，不但对广大群众生活毫无影响，对科学，甚至对数学都没起什么了不起的影响。木星的卫星多一个还是少一个更是如此。人们对保存在法国某地地下室里的世界上最精确的“一米”的长度很感兴趣，但是这种重要成果与其说是值钱，毋宁说是费钱。至于宇宙起源、太阳系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理论更是对科学的考验。那么这些知识的价值何在？ 当年欧几里德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德叫仆人给他一块钱，还讥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的小孩有什么用？”按许多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人有理，欧几里德和法拉第没有道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作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法拉第和欧几里德，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的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中国古代科技曾经辉煌过，在许多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后来却衰落了，也使整个民族沦为被人欺辱的对象，这便是世界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对谜底的探讨是众多学人感兴趣的问题，也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答案。但有一共识是：中国古代社会过于注重实用技术，特别是与大一统政治有联系的实用技术，忽视了将经验上升到抽象的、思辩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匮乏一个超越性的科学逻辑系统，科技纵然可以领若干世纪风骚，但因为理论的底蕴有限最终还是连实用技术也输给了西方。在实用理性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思维模式的时候，很容易在商品化的浪潮中将一切都纳入功利的和实用的框架，从而失去那份本应与世俗化相平衡的超越性。看似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实则贻害无穷。（注：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读书.1988.（9）.5.） 同样道理也出现在日本。80年代是日本经济极度繁荣时期，不仅是日本人，连美国一些专家也认为日本将超过美国主宰世界经济。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专家梭罗认为，80年代末精密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技术反转（reversed technology）将成为新的经济形态。 所谓技术反转指的是，竞争的重心在于改善生产过程，而不是研究开发新产品。梭罗的理由是，就算你发明了新产品，但是如果我的制造成本比你低，我照样可以拿走你的市场，像录像机、传真机是美国人发明的，激光唱盘是荷兰人发明的，日本人却是这些产品的生产、销售、利润三方面的龙头老大，这是再好不过的说明。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证明：梭罗错了。美国在决定21世纪竞争能力产业上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美国失业率已从1992年的7.4%下降到目前的4.8%，为24年来的最低水平。亚洲金融风暴更是彻底推翻了技术反转理论。日本则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连连丧资失地，被迫抛售了许多在美国购置的企业和房地产。日美对科学技术的两种不同思路，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差异。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前期，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产—技术—科学”。到了工业经济后期，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个关系就掉转过来。科学研究往往超前于生产，特别是一些高科技领域，其成果通常是科学知识自身增长或合乎自身规律发展的结果，有些新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被生产领域所接受。而一些新技术，在很多场合只是新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而不是生产要求的结果。但是，这些科学新知识和新技术，或迟或早会在生产领域里施展拳脚，空前地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这样，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就演变为“科学—技术—生产”。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特点，经济的增长以知识为基础，生产的发展靠科学来推动。因此，尽管宇宙探测计划之类不能给人们带来眼前的物质利益，但它是人类知识积累的重要过程，对于基础科学的投资是每个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各国普遍加强了基础性科学研究，投资动辄逾亿元，而且其对将来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力量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