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1)04-0026-06 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随着我国工作重点转移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外国学术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教学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进展、新变化。 （一）拨乱反正，逐步形成正确的教学思想 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僵化、封闭、保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领域里迎来了思想解放，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广大教育工作者对许多教育理论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对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纠正过去“左”的干扰，使教学回到正确的轨道。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学校教学遭到严重破坏，以教学为主的原则遭到彻底否定，给学校整个工作带来灾难性的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重新肯定以教学为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拨乱反正，重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学校工作要不要以教学为主的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这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肯定以教学为主，教学秩序就会稳定，教学质量就会提高，学校就能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反之，凡是否定教学为主，以劳动代替教学，或者以别的什么代替教学，就不会有稳定的教学环境和秩序，教学质量就必然下降，也就不可能开展教学理论研究。其结果，必然是文化科技事业衰落，经济停滞不前。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其次，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建国以来教学论发展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教学秩序逐步稳定，一方面能够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建国以来教学论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能够清理教学实践中发生一系列偏差的教学论根源，为教学论的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解放以来，指导我国学校教育工作的教学思想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我国教学论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反复曲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这个过程大体上有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个时期主要强调掌握基础知识与形成基本技能。解放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教育上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前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我国翻译和出版，对我国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联系我国实际，正确地借鉴外国经验，在学习过程中有教条主义的倾向，脱离实际，机械照搬。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我国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师受到迫害，长期脱离教学和科研工作，学生频繁上山下乡劳动，大批“智育第一”，教学质量迅速下降，教学理论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从1977年到1984年，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教育在调整、整顿中逐步发展。这时，广大教育工作者深感教育与四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要求进行教学改革，提出“打好基础，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问题。这是当时教学理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课题。由于这种提法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能力培养的倾向，使知识、智力、能力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我国的教学改革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第四阶段从1985年至今，以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界针对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应试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素质教育的问题。经过10多年的呼吁、探讨与实践，素质教育由一种理论观点而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由基础教育向其他层次、其他类型的教育发展。特别在199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素质教育已进入全面、整体推进阶段，它有利于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学工作逐渐走向科学化的标志，也为教学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解放思想，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 过去，我们采取一种狭窄的文化视野，面向前苏联文化，背向世界文化。在“文革”十年中，又将一切外来文化斥为“封、资、修”，使我们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封闭的国门，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渴望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形势，这种客观需要为外国优秀文化的引进、学习开了门路。这一时期被引进介绍到我国的教学理论，有前苏联赞科夫、巴班斯基等人的教学理论，有美国布鲁纳和布鲁姆等人的教学理论，有德国的克拉夫基和保加利亚洛扎诺夫等人的教学理论。对于这些外国优秀的教学理论，虽然有的还停留在翻译介绍方面，有的还不能从分析比较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引进是有积极作用的。首先，当代国外众多的教学思想流派，为我们扩大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它启示我们怎样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针对传统教学理论的弊端而变革、超越传统，建构新的教学理论。其次，我们可以从国外异彩纷呈的教学思想流派中，吸取合理的因素。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中国教育只有与世界教育互相借鉴，才能有所发展。因此，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过程中，吸收、借鉴国外教学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课题。 （三）进行理论探讨，着手教材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按照教学规律办学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强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理论界对教学领域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理论上热烈的讨论。例如关于教学本质、教学规律问题，关于教学中传授知识与发展智力以及与非认知因素关系的问题，等等。 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相继出现一批理论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出版教学论方面的专著、教材达到100余种。这些专著或教材，都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实践过程中辛勤劳动的结晶，它们各有千秋，别具特色，在试图建立新的教学论体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迈向21世纪的征途中，回顾与反思我国教学论教材建设的历程及其得失，需要在教材结构、教材内容、教材形式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在教材结构方面，根据教学论学科性质，一方面强调教材的逻辑性，注重理性分析，力求把教学论知识囊括在严密的逻辑框架之内，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教材的应用性、实践性，发挥教学理论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在教材内容方面，根据教材体系各自的特点，吸收有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提高抽象、概括水平，努力追求教材的整合。在教材形式方面，可以从多种角度构建教材框架，以适应不同类型、层次学习者的需要。除编写多种形式的教科书外，还应编制各种课程标准、教学参考书、音像教材、学习指导书等，实现教材系列化、配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