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11（2000）05—0001—11 由于各种因素的耦合，以杜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前传入中国并很快形成高潮，对中国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绝非简单的文化移植，它需要适宜的文化土壤，而本国文化土壤也必然对新移植的外域文化提出相应要求，这就迫使主体在引入外域文化时不得不进行理论再求索。但由于引入者本身政治哲学观点以及自身实践过程的差异，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再创造不可能完全一致。大致说来，蒋梦麟和胡适侧重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应用与探索，陶行知与陈鹤琴则能结合自己的长期教育实践经验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相应的理论履行与再创新，并自觉融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教育精神的历史长河之中。诚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内在缺陷，但通过近代学人的扬弃与再创造，仍有某些见解可供当今中国教育改革探索的参考与借鉴。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学术旨趣及其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以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杜威（J.Dewey）、 克伯屈（W.H.Kilpatrick）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崇尚改良主义发展观，这是其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杜威看来，教育是一种永久事业，它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之“经验”的不断重组，其目的在于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并使社会得到不断的改良和进化。与以“经验论”为基石的改良主义发展观相契合，杜威一反传统教育对儿童个性心理的忽视，特别注重儿童的活动本能和兴趣需要。他认为，儿童天然具有社交、制造、探究和表现等活动本能，这些活动本能即是学校教育的重心所在，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儿童转动。杜威这一“儿童中心论”否定了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使儿童的人格和心理均得到极大的尊重，他们不再是小成人，而是有着活泼天性的独立个体，有自己的需要、兴趣和心理特点，这就解除了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精神枷锁，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进步性。除“儿童中心论”外，杜威还提出了另外一些重要教育命题——“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在杜威看来，“教育即生长”，无非是“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把教育等同于生长、生活，学校等同于社会，这显然抹杀了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杜威借用生物学上的“生长”概念来解释教育问题，强调“做中学”，确实发现了传统教育的一些致命弱点，如：不顾受教育者的个性心理特点和社会生活不断变化之需要，为学生简单地按上一个外在或静止的教育目的；学校生活死气沉沉，体脑分离，背离生活实际。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 概言之，实用主义教育家崇尚改良主义教育哲学观，批判传统教育理论，强调儿童中心主义，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注重“做中学”，倡导实验精神和行动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这些学术旨趣早在杜威本人来华之前的民国初年已开始传入中国，先是黄炎培极力主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继而有蔡元培公开介绍杜威的“实利主义”。1919年5月1日杜威来华之后，其思想更经长达两年多的亲自讲学和各种媒体宣传而广为传播。仅《杜威五大讲演》一书，经北京晨报社出版后，在两年之内就再版14次之多。直至1925年以后，由于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抬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才开始削弱，但其在实践和理论的影响至少持续到1949年。 就实践而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曾对当时中国政府的诸多教育决策和制度产生直接影响。就在杜威来华不久的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定《废除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明确表示要以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废除军国主义之谓。若改革现时部颁宗旨为别一种宗旨，废除军国主义为别一种主义，仍是应如何教育人之问题，非人应如何教之问题也。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以儿童本位教育是也。”[1]1922年， 胡适借参与起草“新学制”标准和学制草案之机，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重生活教育”等内容列为学制标准，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新学制”的内在影响。1923年，政府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及围绕新课程所编写的各种教材、读物都强调以儿童为中心，采用选课制，注重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教学法方面，脱胎于杜威“做中学”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相继传入中国，经当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极力推广，俞子夷、舒新城等人极力提倡并在南京、苏州、南通等地广泛开展“中国化”的杜威学校实验。该实验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以儿童为中心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突出学生的自主独立性，一时间毁誉交加，在全国教育界产生了强烈影响。诚然，“新学制”颁布之后也有过几次修订，但其实质内容并未根本改变。1922年，胡适写道：“1922年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从这些地方，我们很容易看出杜威教育哲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2]概言之， “以儿童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直接渗透到当时的教育宗旨、学制、课程、教法诸领域，其实际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