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三代领导人都曾针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作过重要指示，相关部门也采取过措施，但结果有增无减的还是学业负担。因此仅仅靠行政命令的减负终究只是扬扬止沸，要想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必须改变教育目标中那些要么不切实际，要么过于理想化的观念以及当今大众生活的某些价值取向和不恰当的社会评价体系，其中最迫切的或许就是应淡化国民教育中所谓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提法。 不上大学是否就成不了“人才”，从而无法跨世纪、无法活得体面、活得有意味、有价值呢？“人才观”的问题应该让我们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国民素质教育的目标而今已被扭曲为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而“应该教育”的淘汰机制必然导致这种教育成为一种选拔“精英”的机械操作。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直到2010年，中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只能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显然，85 %以上的人在应试教育中只能是陪太子读书的陪绑角色。因此，这种“精英人才”选拔赛式的淘汰教育事实上是对绝大多数应受教育的国民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放弃。 如果我们问“教育究竟是为少数人还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人们的实际操作与潜意识中，社会的进步文明、人民的幸福安宁靠的是少数精英人才，那么这与“英雄造时势”又有何区别？还有一种类似的观念也长期对人们的心态与正常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干扰，那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为社会显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所有的人当“将军”，做为多数而存在、发挥作用的从来都是“士兵”这种角色。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更在于我们的教育还没有从理念与制度上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思想，缺乏人性、缺乏人情。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被看成了被动的，等待接受灌输的、接受一定知识的‘筐子’”，结果“教育的目的，首先不是使人成为人，而是使人成为才”。但是“这种‘才’并非是对人自身而言，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尊严和价值，应当得到的尊重没有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落后表明，当人变成‘才’的时候，我们既得不到人，也得不到‘才’。越把人当‘才’，被视为‘才’的人就流失得越多。那些勉强被扣留住的‘人才’，人还在，‘才’却无从发挥。所以，关键不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是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自由运用及其成果”（刘军宁《知识经济以人为本》引自《读者》2000年第8期）。 我们一直沾沾自喜我们的中学生几乎要年年囊括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奖项，后来才知道还有一半事实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谁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在这方面下功夫、费心血。还有一个相伴的事实是至今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人获诺贝尔奖。可见，我们的精英教育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精英来。当然，我们不能以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发达的唯一标准，但它的确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标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 那种将我们的孩子残忍地泡在题海苦水中的做法，以期借此培养“人才”而“跨世纪”，无疑是荒谬绝伦的梦工场。那些题海或许可泡出若干“精英人才”，但它们和绝大多数孩子对自己未来生活幸福的寻求有何相干呢？结果我们已看到只造就了包括“精英人才”在内的一批又一批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四肢不发达、头脑亦简单、不懂得宽容友善、通达地待人待己的社会机器的零件。 只注重培养所谓“跨世纪人才”的精英教育，势必要采取淘汰式的应试机制，结果遴选出的百分之十左右的所谓精英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称作是“适应了或适合考试的人才”，而让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从小到大在一次又一次的并不能真正反映能力、学识的被淘汰中过早地体验了完全不必要的人生挫败感，自尊与自信从而受到了严重伤害。这正是应试教育的残忍与不人道，要说这无疑是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犯罪也一点儿不过分。同时这也是一种非进化、非文明的生活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教育本来应该是帮助绝大多数位于中间的人在自己原有的智力水平上再顺着梯子往上爬几级。 我们总是把社会中少数人需要并可以做到的事情看成是全体人民的需要，而这种乌托邦式的“善”意就带有了强制的恶的色彩，“为人民谋幸福”就难以落实。全社会迷失在这种教育怪圈中，那么儿子弑母、母亲逼疯儿子就不可能是偶发事件。如果我们认同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人民自立、自信、自尊的素质与能力，那么，素质教育就应该基于生活的价值不是单一的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与财富的获得，素质教育的定位便是培养人民能正确判断生活中哪些因素对于幸福生活是本质的、有益的，而哪些是非本质的、有害的，这才是长久的减负之道，也是长久的安民乐民之道。 减负的确不能只片面地理解成不留作业、少考试，否则减负令一下，就会出现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荒谬现象，各地的家教和教辅用书市场都比平时更火了起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近日采访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老师，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到：如果高考的指挥棒不变，社会的评价体系不变，单从校方的角度谈减负，根本没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最关键的减负步骤——转变教育观念——应从最高的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相应的体制还有媒体的号召攻势才行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