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学术界的通行解释,可在三个层面上阐释“文化”概念，即广义文化、中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是指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则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长期积淀而成的一套文化系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而价值观念系统则是其核心。要探折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无疑当取后者。 站在教育的视角上审视文化，可以说：“一种文化……是指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行为特征的社会传递模式。”[1](p.30)甚至有人认为：“实质上，所有人类经验都是传递性的。”[2](p.25)而站在文化的视角上审视教育，则可发现文化的传递模式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取向。当然，教育价值取向是多方面的，本文所说教育价值取向是基于“教育中的文化品质”范畴而言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ead.M.）,从文化传递模式出发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后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同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前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要向晚辈学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三种不同的文化传递模式，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深层的价值取向上。 一、后喻文化：“复制”取向的教育 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是一种面向过去的文化。“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长辈们不愿也无法预知未来，“以致于祖父母们决不会想到，尚在襁褓中的新生的儿孙们的前途会和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后喻文化是一种世代“复制”的文化，“所有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3](pp.27-28)人们世代相传形成了封闭、保守，认同过去，缺乏变化的文化传统。用社会学的观点看，后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顺向的个体社会化模式。 米德认为：典型的后喻文化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笔者以为若分析后喻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无疑整人农业社会（注：农业社会是一种泛称，包括了采集社会、农耕社会、游牧社会、渔猎社会等；若以阶段划分方法来分，则迟至资本主义早期皆可称农业社会；其基本特征为以“农业”为主。）都可被认为是属于后喻文化的传递模式。正如人们常说的，农业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们多以村落的形式散居各地，不同地域之间缺少互动，流动性很低，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即使是战争，自然灾害也难以更改他们的乡土观念与传统习俗；这种社会是静止的，（注：某一历史时期静止的社会并非指“静而不动”，而是指这种社会“只有社会变动，不会有社会变迁”。）他们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而了解过去的老人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珍视传统贬抑变化，习用的工具、住惯的房屋、经济活动、各种宗教、仪式等保持不变。他们接受命运和必然，很少想到去改变它；这种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统治阶段与被统治阶段之间，年长者与年幼者之间界限分明，不能越雷池一步。 从后喻文化的思想背景看，冠之以传统主义或保守主义并不为过。这一思想的形成当然是与社会利益分配相关联的，占据社会“高地位”的统治阶层，以及年长者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控制着社会稀有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愿轻易放弃已有的甚至被神话了的地位；其次，低流动性以及信息传播的困难造就人们成了“井底之蛙”，而这又为社会高位者蒙蔽社会低位者提供了便利；此外，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惯性，又成了文化保守性的自身原因，形成了贬抑个性、排斥变化、提倡稳定与和谐的特征。 可见，后喻文化的形成是与农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传统主义的思想特征息息相关的。因而，从这一点来说，传统保守的农业国中国，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后喻文化的特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崇敬自然而不是去改造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搭建的个体、社会一体化结构，强调个人在宗法、血缘纽带及“家”“国”同构网络中的既定位置，而不是作为独立人格主体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需求。[4](pp.95-97)毋庸置疑,欧州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传递模式也多是后喻文化,在面向过去、遵循传统这一点上与古代中国并无二致。 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反过来它又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系统。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文化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后喻文化这一文化传递模式作用下，教育表现出了显著的“复制”前人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复制”是全方位的。 从“复制”的对象看，其权威是不容怀疑、至高无上的。马克斯·韦伯(Weber.M.)在分析权威结构时把它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权威(Traditional authoity),即在长期的传统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权威；第二种是感召的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即由个人魅力所获得的权威；第三种是合理──合法的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具体可分分两类：一类是法定的(legal)权威，另一类是专业的(expert)权威。[5]在后喻文化的传递模式下，被复制者──教师、家长及其他长辈的高权威地位是绝对化的。其一，表现出高传统权威，长期封闭的文化传统赋予了人们尊师尊祖的特征，中国的儒家文化即把教师位置抬得很高，孟轲在跟齐宣王对话时，引《尚书》中“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由此师与君得以并立；荀况则更进一步，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以至于从此教师及家长得以与天、地、君并立，也即所谓的“天、地。君、亲、师”，并且形成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讲求“师道尊严”的传统。其二，表现出较高的法定权威，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过官师合一、以吏为师的做法；古代期巴达教育也强调绝对服从，不允许有个人意志存在。其三，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感召权威特征，学生对老师盲目崇拜，这种影响甚至影响到师长死后，史传孔子死后弟子皆服孝三年；朱熹死后弟子自四方来会葬的有千人之多。其四，专业权威的不容怀疑，师长们对经典书籍的解释，甚至他们的言行都被后辈们认为是正确的……以至于中国的《四书》《五经》尤如西方的《圣经》一样都被当成不变的文本成为权威的解释。不可否认，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战争、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师长的权威也不时地受到挑战，但一般都是在挑战结束后很快形成新的中心权威，再继续进行新一轮“复制”。因而，究其根本来说，“复制“的本质是极少变化的。
